中医文化 黄帝密码

[第十三刀]

帝王的理想
□芃澜


汉孝文帝十三年长安，夏季已接近尾声，空气仍格外闷热。担任齐王太仓长，也就是一个粮仓管理员的淳于意却面临着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机。他受到状告，被判处了汉代最残酷的一种刑法，肉刑。所谓肉刑，有五种，分别是黥(刺面并着墨)、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大辟(即死刑)。如果已经施行过黥刑的，那么就施以劓刑，如果施过劓型的，就断其左趾，就是刖刑，如果左趾已经断过的，就断右趾，如果右趾也断过的，就施以腐刑。淳于意此前人生如同所有好人一样是干干净净的，没犯过什么法，因此，这次应当判的是黥刑。
那么什么样的罪会被判罚肉刑呢？汉代法律中称为《贼律》，所谓贼不是偷人东西，而是贼伤人命，就是伤及了别人性命或身体的。根据汉代法律规定，贼伤人命的最轻也要施黥。他一个粮仓长，无端端怎么会贼伤人命呢？
原来，淳于意不仅是一个粮仓管理员，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医生”，汉代叫“方士”。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士”。

淳于意从小就喜欢“方术”，所谓“方术”，汉代就是指医术，但是却始终不得要领。后来他有机会拜得了公乘阳庆为师。公乘是汉代的爵位，而且在汉代帝王授予的20种爵位中排名第八，因此阳庆生活富足，受人尊重。但他七十岁却仍无子嗣，此时淳于意有机会认识了他并悉心照料他。
公乘阳庆是一个传承了古代黄帝和扁鹊医术的人。这些医书被称为“禁方书”，也就是受到禁咒限制的医书。在《黄帝内经》中，这一禁咒在师徒传授时经常出现，咒文为“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有时还要割臂歃血，对神灵起誓。
在《黄帝内经》之前，医学的传承基本上是暧昧不清的。师徒之间的授受必须遵从禁咒的束缚。公乘阳庆是在淳于意正式磕头拜师之后，这才交给他了禁方书。包括《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同时传承下来也包括一系列限制的禁咒。因此，公乘阳庆所受得的医书，绝对不可能随便转赠或者对外公开的。在《黄帝内经》中，黄帝从岐伯那里听来了禁方书的内容之后，当即明誓“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 (《素问.三部九候论》)著之骨髓，藏之肝肺，用现在的话就是“烂在肚子里”。这样的传承体系，使得世上求良医而不可得。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上启上古五帝，下到汉代其自身所处之时期，跨度极大，却点名道姓的只为两个医者写了传记，前一个是传说人物——扁鹊，在汉代时已经成为了医者的符号，而被刻在石头上，受人崇拜。后一个则是活生生的人物，就是淳于意。换句话说，在司马迁看来，淳于意是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就是到了东汉张仲景，也在自己的书《伤寒论》序中这样对他表达了敬意：“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


淳于意跟师学习了三年，开始为人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到他被抓的时候，已经行医差不多十年了。淳于意看病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一是决死生。所谓决死生，就是他根据疾病的病情可以准确的预测患者死亡的时间。二是治疗。有些疾病他是不治疗的，因为在他看来是必死的。换句话说，以淳于意所继承的医学来看当时对明医的判断标准，决死生有时还重要过治疗本身，扁鹊就善于一望而道出患者病情。也正是这个原因，那个时候类似淳于意这样的医家也一定有和扁鹊一样的规矩，即所谓的“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赢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说得清楚患者的病情，却并不为其治疗，那是因为当时所掌握的技术还不足以治疗全部的疾病，因此，只要说准就好了。同时，从扁鹊开始，就非常强调疾病的早期治疗，即所谓“争腠理”。如果病情发展到骨髓了，那么就是司命也无可奈何。但这显然不能让患者满意，尤其是那些不可一世的权贵，他们甚至可能认为“治未病”之类的说法，就是不肯看病的托词。与之相伴的，“居无定所”便成了一种自保的方式。《史记》里记载的扁鹊见齐桓侯的例子，在疾病初起，扁鹊有把握治疗的时候，齐桓侯拒绝了医治，但等到齐桓侯病重的时候，扁鹊早已逃去。淳于意也同样是这样，司马迁说他“左右游行于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这就给淳于意受人状告留下了前因。
没有人说过淳于意如何贼伤了人命，但因为某种理由而不出诊，或可导致患者最终不治而亡，如果这一人物恰好还是皇亲，就很难不被追究责任了。具体事由，司马迁未说，但我们从点滴文辞中仍可大概推测。比如，汉文帝后来就专门问过淳于意为什么不给齐文王看病，而齐文王死时还不足20岁。
但无论如何淳于意是当时最著名的医者，淳于意的案子所反映的医疗问题，不可能不引起汉文帝的关注。作为齐的太仓长，犯了案的淳于意不是在齐直接被处罚，而是被抓到了长安，由汉文帝亲自审理。你是否想过这是为什么？这里面的问题，千古以来，似乎没有人关注过。

淳于意有一个非常孝顺而且坚毅果敢的小女儿，叫缇萦，她直接向汉文帝求情，提出用自己充入官府担任奴婢来换取父亲不被处罚。在汉代法律中，刑罚的确是可以用其他服刑的方式或者交纳罚金来抵偿的，比如黥、劓刑，就可以用交纳金一斤来赎罪。当然当奴婢也是可以的。淳于意在被抓到长安时，曾经愤怒抱怨说“生的都是女儿，关键时候都没法用！”言下之意是指如果有儿子就可以替自己服役筑城或许可以抵罪，让女儿去给人家当奴显然不是他愿意的。但是最小的女儿却站了出来。这份孝心当然感动了倡导核心价值观是孝道的汉文帝。于是他不仅免除了淳于意的罪行还顺势取消了黥、劓、刖三种肉刑，更换成了打屁股。于是举国称誉。
事实上，免去罪责后，汉文帝并没有放过淳于意。《史记》中仓公列传的后半段完全照录的是一份宫廷文件，是这件事情之后，针对汉文帝书面诏问淳于意的一系列问题，淳于意以书面给以详实回答的报告。
汉文帝问的问题分别是：“你的特长是什么？能治疗什么疾病？有没有书？从谁那里学的？学了多久？是否有验？有验的病人是谁？是哪里人？都是什么病？病状是怎样的？”
再听了他的汇报后，又问“你所诊治的疾病中，有些病名是一样，但是诊断却不相同，而且有的死了，有的不死，这是为什么？”“你在决死生的时候，有些人应期，有些却不应，这是什么缘故？”当然还有“为什么不给文王看病？文王为什么会病死？”以及“阳庆的师父是谁？阳庆为什么传给你？”“你的徒弟是谁？他们学的怎样？”拷问的非常详细，而且深入医理。

这一系列的问难已经深入到了淳于意师门的秘密。由于没有记载，我们不再知道淳于意后来怎样了，但是到了班固写《汉书》转抄负责整理宫廷秘府书籍的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的《七略》成《艺文志》时，《黄帝内经》的名称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并且方术被分为了四类，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医经居首。而《黄帝内经》又排在了医经首位。作为医经的主要功能正是“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一个“起”字已与淳于意的“决死生”的“决”字大不相同。这种自信的由来在短短的时间内骤然实现，这难道是简单的文字表述的差异吗？

《黄帝内经．灵枢》第一篇《九针十二原第一》开首，一个帝王对他的师父兼医者说，“我犹如父亲般地养着众多的人民百姓，同时我也收他们的租税。但我深深地为他们的生存而担心，为他们当中时常发生的疾病而忧虑。我不愿意看到他们要病到需要服用对身体有害的药物或者是要使用锋利的砭石来切割的办法挽救生命，我想用微针这种技术，在疾病还没有深入的时候，就能够帮助人们畅通经脉，调理气血，沟通脏腑。并且希望这种技术可以传播于世，明明白白的告诉老百姓操作的章法，而且这些章法是那样的方便操作而又不容易忘记，这样使它能够不失传，长久传播，不断应用。为了做好这件事情，我想整理出一本《针经》，你能帮助我吗？”
将医学从暧昧且受禁术限制的秘密传承中解脱出来，明明白白的要写一本万世传承的医书，这样的梦想难道是突然才萌生的吗？背后真的就一点没有历史的蛛丝马迹吗？
当汉文帝不断向淳于意探寻其医术以及医门的奥秘时，他的心里究竟在盘算着什么？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十三年，他仅仅是废止了肉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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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刀]

文仓问难的秘密

□芃澜

汉文帝在宣布废除了三项肉刑之后释放了仓公，但却开始了对仓公的一系列问难。比对《黄帝内经》中黄帝与岐伯等的问难简称为“岐黄问难”的通行说法，我把发生在汉文帝与仓公之间的问难称之为“文仓问难”。

研究《黄帝内经》的人从来没有把书中的“岐黄问难”与历史中实际发生的“文仓问难”进行过对比。他们更多的把这段问难称之为“仓公医籍”，评价其历史意义仅仅是从这是明确有记录的第一份中医医案的角度，或干脆理解为现代医学制度中的医疗文件“病历”。事实上《史记》中司马迁所引用的并不是来自仓公的一手病案，仅仅是其中部分内容是仓公根据自己的医籍记录内容回答汉文帝关于自己“决死生”的技能“是否有验？有验的病人是谁？是哪里人？都是什么病？病状是怎样的？”的提问，此外还有一些问答则根本和医籍无关，比如汉文帝感兴趣的仓公的师承问题。因此，能够称为“仓公医籍”的仅仅是文仓问难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在一问一答语境中以引述的状态下出现的，可以想见，仓公真正的医籍决非这么简单，而应当详实的多，可惜这些内容今天我们根本无缘看到。

将“文仓问难”这一历史事件提取出来，并比对《黄帝内经》中的岐黄问难，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内经》之前，医学的传承是在一种严格师徒传授中展开的，而且这一传承有着奇特的咒禁。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内经》出现前，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明确的完整的医学著作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比如《史记》中扁鹊的列传里，没有提到扁鹊的著作或者属于扁鹊学派的著作。诸子百家的文献中多有引用过扁鹊的事迹以及扁鹊的观点，其他历史文献中，还有医家如秦的医缓医和的事迹，但都没有提到过其师承关系以及著作的问题。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引述司马谈一般被称为《论六家要旨》的观点，将诸子百家归纳为六家，分别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到了《汉书．艺文志》明确说刘向刘歆父子搜集来的诸子百家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说他们是“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分别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可观者九家”除去的是“小说家”，刘向的观点是称为“九流十家”。而在百家划分中补入医家的说法，则是在以后的事情了。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著作，后人补入大抵是因为《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书籍的集体出现。但在《汉书．艺文志》之前可以确切的说这些书籍或者著作是没有大量出现过的。没有出现过，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禁咒”的缘故。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称为扁鹊的秦越人，在拜师长桑君的时候，对秦越人叮嘱说“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秦越人答道“敬诺！”于是长桑君才“悉取禁方书尽与扁鹊。”
而在文仓问难中，汉文帝问起“淳于意是如何见到公乘阳庆的？阳庆又为什么会传授淳于意？”的时候，仓公讲述了这一过程，是先拜师一位叫做公孙光的人，公孙光把自己所学的禁方书全部授予了淳于意，并叮嘱“毋以教人”，淳于意的回答仍然是“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传人！”后来公孙光又介绍淳于意认识了公乘阳庆，并指出，自己中年的时候，曾经想向他拜师，但得到的答复是“若非其人也”，而显然，公乘阳庆认为淳于意“是其人”于是嘱咐他说“尽去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并且说“慎勿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显然这里就连公乘阳庆传授淳于意这件事本身都是一个秘密，连公乘阳庆家人也不知道。这种秘密的传承非常古老，而且非常严格！

但我们却从《史记》中明确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就是扁鹊是有禁方书的，淳于意的两位师父公孙光和公乘阳庆也都有，但保有这种传承的人有时甚至并不行医，比如公乘阳庆，他们只是在一个秘密的渠道中，找寻传承者，标准是“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泄”。但到了文仓问难后，我们不仅了解这一秘密传承的机密，而且还一下子知道一系列禁方书的书名：包括《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扁鹊事迹虽有提到禁方书，却无书名)。

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与淳于意的落难有关吗？按照淳于意小女儿缇萦的上书中“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的辩护，其中曲折的表述不隐隐透露出这是一起“冤案”的味道吗？当汉文帝深入细致的拷问仓公，丝毫不提及其获刑的细节，而是深入师承甚至医理，难道汉文帝只是一时对于仓公的好奇吗？从仓公的秘密师承关系以及其所背负的禁方书的禁咒，到突然之间《汉书．艺文志》中官修的文史典籍中，方技书籍集体的出现，这中间就没有一点点的联系吗？回到上一篇，我们发出的疑问：“将医学从暧昧且受禁术限制的秘密传承中解脱出来，明明白白的要写一本万世传承的医书，这样的梦想难道是突然才萌生的吗？背后真的就一点没有历史的蛛丝马迹吗？”

前一篇我们提及秘密传授的医学，给世人求医带来的困难。这一困难即使是帝王家也不可避免的。《扁鹊列传》中的提到的“齐桓侯”等到体病的时候，想要召扁鹊，而扁鹊已逃去，桓候遂死。再到齐文王，想要找淳于意看病，却不得，而死时不足20岁。在汉文帝即位之前，汉惠帝刘盈死时才24岁，在位仅仅7年，直接导致了汉代初期政权最大的变动吕后专政，而汉代诸侯王中也多有夭折的。就是老百姓的寿命也短的可怜，有研究称“汉代的平均寿命仅有22岁”。这些惨痛的事实不可能不影响汉文帝的心理。

于是，我们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种“阴谋论”，汉文帝十三年，发生在淳于意身上的遭遇或许不是一次简单意外，即便不是汉文帝的策划，但汉文帝显然有效地利用了这一事件，并获得了成果，这一成果，从中医学史的角度，我们应该看到，那绝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废除肉刑，向社会公开宣传其核心的价值观“以孝治天下”那么简单，难道我们不该怀疑背后还潜藏着希冀获得在方士体系中秘密传授的“禁方书”的诉求吗？

汉仓公淳于意身上背负的秘密与《黄帝内经》身上背负的秘密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如果我们假设汉文帝将仓公从齐国临淄拘禁到长安，是有着前述的强烈的企图心的话，那么他还将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这些禁书上的禁咒，是阻碍这些书籍的内容乃至书籍转而献给官方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文仓问难中，汉文帝询问公乘阳庆的师承及其他传承，淳于意简略但干脆地回答到“不知道阳庆跟谁学的，”继而又表示“公乘阳庆还叮嘱自己就是阳庆自己的本家子孙也不可以告诉他们从他那里学方书的秘密”。这种回答或者是事实，也可能完全是出于禁咒的限制，而使淳于意刻意的回绝。今天我们看不到任何一本有关淳于意向汉文帝汇报的代表那些“禁方书”的书籍，也看不到任何一本标识着是属于淳于意的书籍，有说《难经》或与淳于意有关，但《难经》一般标注的作者是秦越人。

仓公淳于意在“文仓问难”后究竟去了哪里？他的那些禁方书的下落又如何呢？《史记》未载。只有司马迁把故意将淳于意与被秦医暗杀的扁鹊秦越人并排放在同一篇列传中，最后感慨说“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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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刀]

禁咒

□芃澜

如果我们假设，汉文帝企图接受淳于意拥有的秘密传授的禁方书，那么就必须面对淳于意接受师承时所同时接受的禁咒。

关于方士秘密传承中禁咒的仪式，《史记》里面的记载是非常简略的，但是在《黄帝内经》中，我们却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全过程。
《黄帝内经》里以黄帝为中心，一共出现了以下7位人物：黄帝、岐伯、鬼臾区、少俞、少师、伯高、雷公。
他们在《黄帝内经》中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其中，岐伯和鬼臾区的级别最高，《内经》中把他们明确称为天师，就是“天子师傅”，黄帝的老师。伯高、少俞、少师等人则与黄帝没有这样的关系，行文仅是黄帝问，诸人曰，应该只是被咨询的“专家”的身份。众人中，雷公地位最低，是黄帝的学生，可以说是“天子门生”。黄帝传授知识给他的时候，非常强调礼仪，于是我们有机会目睹神秘的传禁方书仪式。

这段情境出现在《灵枢.禁服》中。
起因是雷公不明白之前黄帝所传的内容，于是向黄帝请教，黄帝告诉他说，“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乎？”。
于是雷公先是“斋戒三日”，然后选择“正阳之日”，和黄帝一起“俱入斋室”。
雷公拜倒在黄帝面前，两人“割臂歃血”。
黄帝对天祝道：“今日正阳，歃血传方。敢有背此言者，反受其殃！”。
雷公也再拜曰：“细子受之”。
之后，黄帝伸出左手握住雷公的双手，用右手将准备好的禁方书，交在雷公的手中。嘱咐说：“慎之慎之，吾为子言之。”接下来将从老师口中听来的内容，一一传给雷公。

所谓盟，在《周礼．秋官》中有记载“司盟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盟万民之犯命者。诅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约剂者，其贰在司盟。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凡盟诅，各以其地域之众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则为司盟共祈酒脯。”
其中盟和诅都是解决争议之前的仪式，盟用来解决邦国之间的争议，而诅则是用来解决百姓之间纠纷的。所以郑玄解释为，“大事曰盟，小事曰诅。”所谓载，根据郑玄的解释，就是“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作为解决邦国之间纠纷的重大仪式，是要有专人主持(司盟)和众多见证人的(各以其地域之众庶)，然后宰杀牲畜，取血写书，并对神发誓(北面诏明神)，然后把血书放在牺牲的尸体上，共同掩埋起来。“既盟则贰之”。贰是副手或辅助的意思。于是双方统一认识，达成共识，相互支持。这是国家层面的盟誓，而作为私密的约定，如师徒之间的传授，大概也要仿照类似的做法，但可以不那么浪费，也不需要司盟的主持人，而且也拒绝参观。这个时候，不用牺牲，但却要割臂刺血而盟誓，以告明神。黄帝要求雷公就是这么做的。

加了盟誓的禁咒，方书就成了禁方书，方士之间传承的方术就成了禁术，如果违背了禁咒的要求，那么就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黄帝所说的，“余闻之，得其人弗教，是谓重失，得而泄之，天将厌之。”
厌，这个词至少有两个基本意思，其一是，一物压另一物，《说文》解释为“笮”，就是铺在屋梁之上，瓦之下的席子，有覆盖的意思。引申的意思则包括一方以某种手段来压制另一方；另一个意思则是，饱，满足的意思，也同“餍”。此处是第一个意思的引申义。厌的使用常常与一些神秘的力量借用有关。如，《史记·高祖纪》里记载，“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秦始皇为了克制东南方向的“天子气”，于是安排专程的出巡来压制。另外道教的法术中也有所谓“厌法”(厌胜法)，就是一种用咒符来制服对手的法术。恐怕，无论秦始皇或施厌法的道士，所真正凭借的其实是所谓冥冥中人类无法主宰的神灵的力量。始皇用出巡来使天道倾向自己，而道士则是借用神灵的力量去帮助自己对付对手，则真正能够施以厌的则只有天。如《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地震陇西，厌四百余家”。这里的厌不仅仅具有压的意思，更暗含着一种天厌的意味。因此“天厌”是至为可怕的惩罚了。

作为传承了受到禁咒限制的禁方书的淳于意，他应该不敢轻率将禁方书传人。而即使贵为天子的汉文帝也未必敢冒着受到天厌的风险而强行夺取禁方书。汉文帝如果真的渴望得到这些内容，他就不得不设法破除禁咒。那么他又该怎么做呢？

淳于意获刑是在汉文帝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67年，大约在唐天宝九年，也就是公元750年左右的某一个时间，前后差不多跨越了接近1000年的时光。这千年的时光中，经由刘向刘歆父子团队之手而集体亮相的《黄帝内经》等方技书再次陨落，《黄帝内经》复出时，已经残破不全，且次序混乱，转而成为了难以勘破的《黄帝密码》。而当年神秘的方士传统已经转而被道教所传承。某一天，一位名叫王冰的人，拜入了秘密传承的道士集团，在师父郭子的斋堂，再次举行了神秘的传禁方书的仪式，他获得的是称为先师张公的秘本。这一秘本成为了他勘破黄帝密码的重要参考。于是12年后，王冰重出了《黄帝内经》中的《素问》，一共是24卷，81篇。从此成为了《黄帝内经》的标准版本，直到传递到你我手中。
这样传奇的经历，正如王冰所感慨的，“就如同花叶递荣，即使一时枯萎，也定然来年再次生发。又好像是千古回响，声实相副，这难道不是黄帝医学必然繁盛的命运吗？这其中难道不是受到冥冥中上天的垂护吗？”(咸日新其用，大濟蒸人，華葉遞荣，聲實相副。蓋教之著矣？亦天之假也？)
禁咒的力量最本真的含义不就是以上天的神力来指定传承者吗！

 

[第十三刀]

破咒

□芃澜


大约是公元前77年，汉皇家族中楚王刘德添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刘更生。刘更生非常聪敏好学，二十岁就被任命为谏大夫。谏大夫是一种负责议论的官职，凡是国内一些个大政小情，觉得有必要就可以向皇帝发表评论。做这样的官才学一定要好。不久，当时的皇帝汉宣帝仿照汉武帝的做法，想选拔一些名儒俊才留在左右，刘更生因为才华出众而被找去面试。起先都还在正常的节奏上，刘更生献上的一些个自己写的赋颂有几十篇，很招皇帝喜欢。但兴头上的皇帝话语一转，居然问起了神仙方术的事情。我们前面说过神仙方术，特别是方术大体上就是医术。刘更生马上就想到了自个打小就在家里看熟的一本书《枕中鸿宝苑秘书》。

这本书原来是属于淮南王刘安的，刘安是汉文帝时册封为淮南王的，史书说他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潜心治国安邦，著书立说。为此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奇人异士，刘安和他的门客写出的最著名的书籍就是《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此外还有《淮南王赋》、《淮南杂星子》、《淮南万毕术》等等，内容包罗万象。其实刘安和他的门客是汉代重要的文化群体，他的行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秦始皇时期的吕不韦。而且他的核心政治思想是以道家为核心的，这与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旨趣大异。终于在武帝时期被告发谋反下狱处死。书中暗表，有关刘安和他门人与《黄帝内经》还有着很深的历史交集，我们以后还会说到。在刘安的手中自然也就汇集了许多“世人莫见”的秘密传授的书籍。《枕中鸿宝苑秘书》就是其中一本。

因为汉武帝时，审理淮南王案的就是刘更生的父亲刘德，因此，他能够得到这本书。这本书我们今天也看不到了，但是据说里面讲了“邹衍重道延命方”，那么和长生术大有关系，但汉宣帝更关心的似乎是其中记载的另一个奇术，即“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就是“炼金术”。炼金术不是为了发财的，而是与长生大有关系的一种神奇法术。汉宣帝来了兴趣，刘更生更是主动把书献给了他。之后具有实证精神的汉宣帝立即组织人马按照书中所说的法术炼金。可结果是“费甚多，方不验。”于是一怒之下的汉宣帝把刘更生下到了牢里，罪名是“铸伪黄金，系当死”。刘更生的哥哥阳城侯刘安民上书皇上，请求交纳封地的一半户籍，来赎刘更生的罪过，汉宣帝考虑到刘更生的确有才学，这才饶恕了他。

才华横溢，而又好探求各种典籍的刘更生后来再次被启用，终于一生与各类秘密收藏的书籍打交道，并改名叫刘向。一生精研天命谶纬的刘向是否也曾在某个夜晚突然醒悟，把自己第一次出道便丢了官职甚至险些丧命的遭遇，与他向皇帝泄露了禁书内容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得而知。但那些看似偶然际遇却总是象有着冥冥中力量左右一般的事实，却是汉代时期人们普遍具有的想法。

书接上回，面对禁方书的上一旦泄露必遭天厌的诅盟，而又想一览禁方书的真容的汉文帝又该怎么做呢？
我们从《黄帝内经》中却能够发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包括有四个步骤：

第一，拜师。既然禁方书是要秘密师承举行仪式才能继承的，那么拜师就是获得它的唯一路径。书中黄帝就拜了岐伯为师。除了黄帝称岐伯为天师外，在《内经》中黄帝与岐伯之间多次谈论都涉及到禁方书的仪式，比如《素问．三部九候论》中，黄帝对岐伯说：“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这是很明确的师徒大礼了。黄帝当然是与岐伯歃血而盟过的，如同他把禁方书传给雷公时所做的一样。拜了师，黄帝自然而然也就接受了岐伯所拥有的一切禁方书，如同长桑君将禁方书尽与扁鹊，公乘阳庆将禁方书尽与仓公一样，因为禁咒中，得其人不传也是要受到天厌的。
但是拜了师这些书仍然还是受到禁咒限制，黄帝自身只不过也进入到了这个秘密传授的体系而已，除非他找到一个可以尽得其传的弟子不可。那么与黄帝的企图心仍然有着距离。于是他想到了第二个方法。

第二，移权。禁方书的禁咒是借助天道的力量来束缚方术的传授，但同时也是上天将权力交给接受方术的人，让他代替自己选择传承者。然而如果这人一生找不到传人或因着突然的事故不能找传人的时候，承担的传方使命又该怎么完成呢？那唯有设法通过仪式再将权力交回给上天，假天之力来完成传承。这一桥段，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在武侠小说中经常看到。段誉误坠悬崖，却闯入无量洞，获得了北冥神功和凌波微步，记载这两本功法的书籍也是“禁书”了。那么段誉就是因着机缘巧合得以继承的，那便是天选的了。
在《黄帝内经》中常提到要把师承的秘密内容“著之玉版”，然后藏之“金匮”或“金柜”并收入“灵兰之室”、“金兰之室”。
为什么要“著玉版”？
这里玉版是一种书写材料，与之相对的是竹帛。
在古代玉是人神(天)沟通的媒介。《说文》有“灵巫，以玉事神。”我们可以这么说，玉版是人与神之间竖向沟通的工具，而竹帛则是人与人之间横向传播的工具。可见，对于向上天发过誓，不能妄泄的医学知识，被刻在能够与天沟通的玉版上，则仿佛再次向天表示“不妄泄”的实践。这其中也暗含了，在得其人之前，这些知识只能被天所阅读的意思。金匮同样是有神秘色彩的收纳玉版的柜子，我们也可以理解是递交给上天的信箱。西汉末年酷好谶纬之说的王莽，就曾经多次收到上天转交来的金匮，里面有让他做皇帝的天命。后世医圣之称的张仲景有一本书就以金匮为名，叫做《金匮要略》以暗示它的神秘传承身世。
所谓“灵兰之室”或“金兰之室”则是用来收藏这些书籍的藏书室。汉代宫廷专设有秘府，在汉代一开始规划长安宫殿时候，就由著名的宰相萧何亲自主持设计，在未央宫中建立起了藏书的秘府两处，一处叫“天禄阁”，一处叫“石渠阁”。从这以后历代国君包括汉文帝在内，都专门成立机构各处搜访流散民间的书籍藏入这里。司马迁借助这里的文献写出了《史记》，到了汉成帝开始任命刘向组织团队大规模整理其中的藏书。其中太医监李柱国负责校方技，《黄帝内经》就是在这次整理后出现的。
说回来，黄帝把师承来的禁方书完整记录后，写在玉版上，再放入金匮，藏进自己的图书馆。这一举动等于是将权力从自己身上回教给上天，那么再进入这里并“碰巧”看到这些书籍的人，就是上天选择的了，而与自己无关。这样，黄帝就巧妙的绕开了禁咒的束缚。但是看到这些书的人，仍然不能原封不动的把书中的内容透露出去，他只能学，这仍不能说完全破除了禁咒。于是出现了第三步。

三、问难。黄帝选择禁方书中的疑难问题，逐一向岐伯讨教，如果岐伯未曾说这些解释是受到禁咒束缚的，那么这些谈话记录就变成了可以公开的内容。如果再把这些内容向其他学者咨询，而这些学者根据自己的见解加以解释和说明，则这些问难的内容就更加没有可以保密的理由。《黄帝内经》中黄帝正是这样做的。一般我们说岐黄问难，其实《内经》中如前所说，黄帝还分别与其他如少俞、少师、伯高等多人相互问难，这些人的共性是普遍没有提到自己的知识得自秘密的传授，而且他们也只是就黄帝的问题展开讨论。除了当时人们写书的习惯，这种问难的方式，也正是黄帝在保证不泄露天机的情况下，转换禁方书内容主旨，装填入新的知识的方式。
有了前三步，黄帝于是可以完成第四步了。

四、重出。黄帝从传承禁方书，到完全理解掌握其要义之后，再借助一批由“天选”的同样学习过这些内容的继承人，共同讨论，加上新的理解和其他知识体系，并重新构思一本新的书籍，那么这本新的书籍就可以说是与之前的禁方书完全不同的两本书。原来的禁方书安静地躺在玉版，收纳在金匮，深藏在秘府里，可新的书，却换上完全不同的名字，以更为完备和丰满的形象公开亮相。

于是那一刻秘密传承的禁咒被跨越而过，私学转而变成官学，秘密之学转而成为公开之学，方士之学成为天下人之学。黄帝的理想实现了，一本“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素问．著至教论》)的千古奇书脱颖而出。最重要的是，黄帝说这本书可以教众庶，什么是众庶，就是普罗大众，天下的百姓！

建始元年(前32年)汉成帝即位，刘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开始了他的校雠秘府藏书的工作，直到死去。此前他始终不顺利，多次被罢免官职下狱，几次几乎被处死。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刘歆完成了他事业，使《黄帝内经》等一批方技书籍集体出现在历史中。

而淳于意告诉汉文帝的那些禁方书，却始终只见其名，不见真容。晋代皇甫谧评点这段医学史的时候说到“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仓公的历史贡献正在于“发秘”。

 

[第十三刀]

帝王的理想(二)

芃澜：后人不止一次的批评黄帝书不是真黄帝书，只是假借黄帝之名罢了。他们不知道，在那时的人看来，能够被选为阅读古代医书的人，就是天命之人，他们自身所做的努力，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上天传递知识而已。




著至教
□芃澜


河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6年，刘向终于走进了皇室的秘府“天禄阁”。
他刚刚被汉成帝任命为“光禄大夫”，负责校勘整理秘府中珍藏的典籍。
大约80年前，司马迁子承父业当了太史令，就是在这里打开石室金匮，耗尽一生完成了史家绝唱《史记》。
他肯定清楚地记得，在汉宣帝(前92—前49)的时候，司马迁的外孙杨惲将家藏的《史记》献出，那时人们才得以领略这一著作的神韵。那一篇篇犹如神助的精彩文章，曾经令多少阅读者，爱不释手，每读一遍都热泪盈眶、扼腕叹息。
就在那一刻，他应是何等向往着这个地方。可此时，他却仕途不顺，屡次因言获罪，数次命悬一线。而等到宣帝末去元帝继位，他又再次获罪，被贬为了庶人。午夜徘徊，他是否会因为自己离这片神圣的地方越来越远而身心憔悴，我们不得而知。
然而命运的乖舛，仿佛冥冥中天定，汉成帝继位后他却再次被启用，终于步入了这片重地。打开架上的金匮，亲手捧起里面珍藏的典籍，那一刻“我是其人”天命之感，醍醐灌顶，他不禁双膝跪地，虔诚祷祝。
与他一起匍匐祷告上天的，还有步兵校尉任宏，他负责校兵书；太史令尹咸，他负责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他负责校方技。

刘向对于典籍的崇拜，在汉代乃至之前，是一种普遍的传统。


(甲骨文“典”和“册”)

所谓“典”，按照甲骨文是用双手捧起的“竹简”，表明这样的“典”乃是上承于天的。而与“典”相对的则是“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引庄都说：“典，大册也。”无论是典还是册，都是一些分封天下或者昭告神灵祖先的神圣文字。
在那时文字为帝王专享，而作典和册则是王才具有的权力，所以“典册”也就是王权的象征，这样的典册只能掌握在王及其所设立的一些特殊的官员手中，一般人不可以轻易染指。

“迁典籍”与“国亡家灭”是同意语。
《吕氏春秋》曾经例数夏商的灭亡时说，夏亡前，夏的太史令终古拿着夏的“图法”，痛哭流涕，之后逃亡到了商，于是商灭夏。而到了商朝后期，内史向挚又带着商的“图法”，出亡到了周，于是周灭商。
负责管理典籍的史官带着典籍出逃成了王权天命转归的象征。
所以《左传》说“经天纬地曰文”。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古代王官之学流落民间，于是诸子百家蜂起。但对于文字的神圣崇拜却一点没有因此减少。
孔子是汉代人眼中一等一的大圣人。但孔子认为自己的只是往圣知识的传承者。对于文字他的态度是“述而不作”。孔子一生传《书》、记《礼》、序《易》、说《春秋》，但在他自己的口中都只是“述”而不是“作”，能够作“典籍”的都只能是古代帝王。司马迁格外崇敬孔子的功德，他写《史记》，但也只称为“述”。他说过：“我写的文字，都只是转述前人的旧事，整齐历代的记载而已，不能说是‘作’”。跟随他之后编写《汉书》的班固也说“我只是编纂了前人的记录，补充了我所听说的内容，从而述了《汉记》”。

也是这个原因，刘向在整理了诸子各家的学说以后评价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从(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包括医家在内的方技一脉，各家都只不过是古代帝王的专门负责某一类知识的“述”者。他们既然不是“作”者，那么他们的知识体系就都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圣王的。而圣王之学都得自于上天。圣人也不过是“行其道而宝其真”。
所以在那一刻，刘向带领着任宏、尹咸和李柱国，拜倒在地，他们被一抹神圣的光芒笼罩着，他们深深明白，上天正在假借他们将亘古不变的经天纬地的文字交付与他们，而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转述它，光大他。
著至教！

《黄帝内经》里面写道雷公的使命是“著至教”，就是述黄帝的医学之道，并让他光大。
黄帝坐在明堂上，召来雷公对他说：你明白了医之道了吗？
雷公无限虔诚地回答：我愿得到天道运行的法度，让四时阴阳和它相合，让星辰日月和它同光，让经术得以发扬，让后世子孙能够得到教诲，让黄帝医学显著，如同神农和伏羲的学说一样！
黄帝满意地说：善。不要忘记，医学的道都是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的。这样的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只有这样的道才是可以长久的。你要用它来教化众庶，一丝一毫也不需要怀疑。我的这些医道论篇的著作，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第十三刀]

帝王的理想(二)

芃澜：刘向团队开始校勘秘府文字，他们的工作，根本就是一种密码的破译。或者“为往圣继绝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破译往圣密码的过程。

经天纬地
□芃澜


刘向团队面对的秘府典籍是从汉高祖刘邦时期就一直不断在被收入府库的。
汉成帝的时候，刘向奉命进入府库，他的三儿子刘歆也作为助手加入了工作。
刘向死后，刘歆接替父亲的岗位继续整理。到了王莽的新朝，刘歆无论地位还是学术影响力都达到了顶峰，更是完全掌握了秘府典籍的整理和解释的权力。
而与此同时，汉代历代帝王搜集各类散落民间的书籍始终没有终断过。

刘氏父子领头所开展的这次大规模官修典籍工作前后持续了差不多23年，编辑整理书籍596家13269卷，时间之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黄帝内经》出于这次典籍的整理，这一点毫无疑问。
为了能够弄清楚《黄帝内经》在这次校勘过程中的情形，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刘向刘歆团队校书的一些具体工作。首先要理解一下当时的简帛书籍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

简牍。当时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简、牍。简用竹，牍用木。在写作用途上也不一样。牍更像是用来速记的，是一方木板。中国是一个特别注意记录的国度。天子，诸侯，君子，大夫都有自己的专职负责文字记录的人员。他们站在各位老大的身后，随时记录他们的一言一行。这样的木板，不会太大，充其量也就一尺见方，所以也叫“尺牍”。尺这个度量单位是根据人的生理特征设定的，我们的前臂比较粗大的那条骨头叫“尺骨”，这是有来由的，因为它就是古人确定尺的长度的依据。无论书写和阅读，都以不超过尺骨的长度为最方便。古人随身携带物件是收在袖子里，如果记录文字的牍长过前臂，怕是袖子也藏不住的。

简的长度一般也以一尺为常见，是日常用来书写最方便的制式。更长一些的简大多是有特殊用途的，比如一些珍贵的“经典”，写在一尺以上的大简里，有现在精装书的意思。再比如祭祀用的文字写在三尺长的简上，在典礼上打开时，肯定要比打开一个一尺简霸气的多。但日常最方便抄写和阅读的还是一尺简。

简是用毛竹或者慈竹的节内的一段，剖开成大概一厘米见宽的竹条，再在火上烤，令到里面的水分以及其他物质渗出，这个过程就叫“汗青”。“汗青”以后，竹条的颜色也由竹子的翠绿色变得黄白。竹条有里外之别，一般用刀刮去外面一层的竹皮，露出里面的白色，作为书写面，这个叫做“杀青”。也有写在竹条里面的，但很少。竹的内外面其实肌理紧密程度是不一样的，外面的比较致密，用毛笔书写，墨迹比较清晰。里面则比较粗疏，写字容易洇开，不太美气。

无论是在牍还是简上书写，都是用毛笔，并不是用刻刀来刻。有些人以为中国古人用简书写是刻字的，这是低估了中国古人发明毛笔的时间，考古证明，中国人书写甲骨文时，已经是先用笔写了，再来刻的。所谓“刀笔”连用，比如称负责文字工作的官员为“刀笔吏”，只是因为二者都是当时必备的文具，刀为改正工具，笔为书写工具。考古发现的简牍中，有用刀刮除后重新书写的修改痕迹，已经说明了这一过程。

编次。简在书写后需要编次。就是按照简书写的文字顺序，依次编在一起。编次的方式是横向用麻绳穿缚起来。一般有两道、三道、以及四道和五道几种编法，叫做“纬编”。孔子读书有“纬编三绝”，相当于今天说的把书翻烂了。但这里的“纬”(古写作韦)不是后人理解的指牛皮，而是“经纬”的“纬”。上下两道纬编实际上相当现代书写时留的天地，两道之外留白是不写字的。中间纬编则将简分为两栏或者多栏，一般都是事先留好的。编次时，每一个简都在编缚的位置用刀左右各刻一小凹。简的长度一般有所规定，而一篇简中所用的简数，则根据文章的长短来定，并没有固定的标准。一般来说临时记录时，木牍比简好用，简大多用于事后整理。也有直接在简上书写的，可以事先编后一卷，随身带着，不足再随后补充。但大多数在整理的时候，是照着之前的简誊清的。因此很多精心编辑过的简，不仅留有天地，而且之前会考虑是否分栏，以及专门在文章标题之后留有一条空白简，相当于现在编书的扉页。

编好的简卷起收藏，也有两种卷法，一种，是从右往左卷。那么第一条简则卷在里面。这时为了查找方便，则把文章的题目标注在最后一简上。有时则从左往右卷，则文章的第一篇在外。有时为了记录，还会在卷好的简的最外一条背面也写上文章的题目。这样不用打开就可以查找。

卷起的简，会留一个绳圈，方便悬挂在墙上。出土的汉造像里可以看到这一情景。而重要的简，则常常还会装进一个专门的丝绸制的外套里。为了搬运方便，还有专门放简的箧(读切)，是一种竹编的小收纳箱。

章篇。
古人写书，叫做“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一篇文章构成一编简，称为“篇”，篇内可以分出很多章。篇题就是书题，内文中有时会有章题。章的文字容量很小，大多就寥寥数句。

编次后的简是篇的形式存在的。事实上，在刘向校书以前，几乎很少有多篇文字共同构成的一部书。将不同篇的文字按照主旨汇总起来，最早做这件事情的是孔子。孔子编定了六经，据说包括了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而其他大多数的书籍，都是以单篇传世的。在这一时期，单篇书籍就是书籍的常态。也就是说，在那时人看来，一篇竹简就是一本书。有时这篇文章中会分出很多章。比如经过刘向整理的《孝经古孔氏》，就称为一篇，后面标注有二十二章。

这样的书籍形式在流传过程中自然很容易损坏，如同我们现在考古挖掘的竹简一样，秘府中的简籍大多“纬编”破损，成为了一堆竹简。同时，由于当时的传播形式只能是抄写，或者诵记后重新默书出来，因此，存在大量不同的版本，其中错漏更是数不胜数。所以汉成帝才会说，“秘府之书多有亡散残缺”。重新编次，设法恢复原书的面貌就是刘向等人首先面对的工作。

到了大唐天宝九年，尽管那时，简帛书籍早已不再是书籍的主要载体，但是简帛时代的问题却也遗留了下来。王冰在整理《内经》时首先要处理的依然是这一问题。“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批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可胜数”。他感叹说，“想要研习《内经》的人，就仿佛要登顶泰山，没有路径怎么上？就好像远渡扶桑，没有舟楫怎么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广泛搜求，前后经历了十二年，才逐步找到了眉目。

无论是刘向，还是王冰，“为往圣继绝学”，起头的工作都是从重新编次这些竹简开始，而那本身与破译密码又有什么分别呢？经天纬地固然是为文的绝大价值，也同样是困难的生动写照！

 

[第十三刀]

帝王的理想(二)

芃澜：《黄帝内经》经了刘向团队一变，乃与扁鹊书彻底分离。刘向团队所制订的校勘书籍的制度最终影响了中国书籍史两千年，直到今天。

治乱经纶
□芃澜

治乱。经纶。
宋应星说，这四个你打小学习就认识的字，却未必了解它们都来源于制作丝绸的手工艺术。
将蚕茧转化为凌乱的丝绵，再从中抽出细细的蚕丝，经过加工，按照经纬纺织成为丝绸，用作书写和服装。这一过程漫长而且工序繁杂，也使丝织品注定来之不易。
中国人有生俱来的感恩之心，使他们把这一发明和创造同样视为上天的恩赐。明代万历年间出生的宋应星，在写《天工开物》时仍然说，“盖人物相丽，贵贱有章，天实为之也。”当蚕丝在中国人手中，洗去丝上原有的脂类和杂质，由生丝一举变为熟丝，顿时明亮光滑起来，在阳光中呈现出奇妙的光彩，这种明亮的感觉就是“丽”。“离卦”的卦辞说“日月丽乎天”。穿这样的服饰，与兽皮，麻葛比较起来，那种“华丽丽”的腔调，自不用说。所以中华才称“华”。
蚕丝被中国人利用以成为服章，历史之悠久，同样超乎今人的理解。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公元前6900年的河姆渡，就已经开始养蚕和纺织，一切都记录在他们制作的象牙盅上蚕纹图画和各种规格的用陶用木用石制作的纺轮上了。
这样贵重的东西拿来服饰，自然与等级礼制相关。《周易.系词下》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直到清代，服饰仍是等级身份的标志。拿来书写，当然也是顶级重要的内容才能放在上面。

帛。
用来书写的丝绸称为帛。和简比较起来，帛书自然珍贵的多。因此最早帛是用来画图的。这我们可以理解，简画图显然很不方便。
但更为重要的是，绘在帛书上的图往往不是一般的图。
这里的图，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今天的绘画。比如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出土于1942年，现藏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唯一的战国帛书。事实称其为“书”，我是有些看法的。确切来说它是“图书”，就是图与书的结合。图按照四方十二月绘制，四角由青、赤、白、黑四色植物图案构成，每边各有三个彩色图像，是为“图”。中间排列着两段文字，以相反方向书写，周边十二个图像均附有名称及文字，是为“书”。阅读者，必须依照顺时针方向旋转来看。这很能说明它是一种特殊的“图”。阅读者的想象位置并不在图上，而是在图外俯视。四个方向的图画都是垂直着向外画的，而文字则是顺时针书写的。这样看南方的内容，就需要把南方转到自己的身下的位置，看到的才是正图。看到北方，就再调转来。这和我们今天看地图的方式很不同，我们是规定将北方放在上面，东方放在右面，那种视角其实是暗含将观察者摆入图中，去处理的。(汉代也用帛绘制地图，马王堆出土的地图一共有三幅，分别是《地形图》、《驻军图》、《街坊图》，共性是以上为南，下为北，和中国古代的方位确立是一致的，与今天的地图南北规定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可以推测，类似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这样的图是“天图”，故此人在图外，就如同在地面上仰看天空一样，看不同的方向，就得转向那里。只是观察者，不是人，而是天，这样的图，不是被仰视，而是被俯视。而今天的地图则真的是“地图”，包括马王堆地图在内，都是人在图中，要规定好人的朝向，是给人看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所谓河图洛书，也就是这样的图式。刘向的儿子刘歆认为河图是八卦图，洛书就是《尚书》中的《洪范》。前者是图，后者是文。图文相符，则构成描摹宇宙生成与秩序的图和解释这一图的具体文字。因此他说“河图洛书相为经纬”。至于今天人们热衷研究的河图洛书，均为图，则是宋以后的产物。在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时期，或者说《黄帝内经》时期并不这么看。在那时的人来看，图是有所特指，而书，则具体为文字，二者可以相互参照，但绝对不会都成了一种东西。

缮写。书写在帛上，一般是缮写。这在汉代已经非常普遍。东汉泰山太守应劭写过一本记录汉代风俗民情的书，叫做《风俗通》，也被称为《风俗通义》。里面提到了刘向这次校勘书籍。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就是说，刘向在把书籍典校之后，先整理抄写在竹简上，为的是比较容易刊定，所谓刊定，就是容易改写错误。我们知道简，在改写时，只要用小刀刮去，或者干脆换掉一根竹简就好了，因此比较容易。一旦内容确认好了，才缮写在帛上了。这种方式，也是当时贵族们整理书籍普遍采用的方法。但是由于帛比较贵重，因此，帛书在缮写的时候，不必完全按照原简的特点，以篇来分，而是按照整理者的想法，可以将几种类似的书一古脑抄录在一幅帛上，这样称为一卷。
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一共是五种不同内容的书，全部抄写在一幅帛书上。

刘向团队校勘书籍的时候，也正是这样。面对杂乱无章的内府书籍，他们制定了几条共识，这几条做法，自此影响了古代书籍的整体的命运。
一是，以人系书。在刘向以前，书籍的基本单元是篇，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因是单篇流传，因此很多书书名各异，而作者又不自署名，因此，社会上流传时，常常同一内容却不同名称，或者只知书，而不知人。刘向采用了以人来确定学术源流，以人来编辑统领书篇的方式。将与某人有关的书，全部搜集在一起，然后，进行除重，就是除去重复；辨伪，就是甄别真伪；最后确定篇数，署名为某某书。因此，我们今天看到《孟子》、《庄子》、《管子》等等，都是以这种文集的形式出现，而不是某一篇，这个传统得自刘向。
还记得《史记》里面记载的“文仓问难”吧，仓公汇报说，他从师父阳庆手中得到的黄帝扁鹊书分别名为《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而在《汉书.艺文志》这份刘向团队最后整理出来的书籍目录中，这些书名，全部看不到了，看到的则是《黄帝内经》十八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那么原来那些篇章，如果在文仓问难后流入了秘府，则最终被整理后，都变成了以人名来总括的书。或者同一书中如果既有黄帝的内容，又有扁鹊的内容，那么此时也都分开了。

二是，以类相从。刘向按照他提出的九流十家的学术观点，以及他秉承的汉代主流价值观，将天下书籍分成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大类，在类中，又将前述的各家按其内容特征，再细分为小类。对于每一类，都做了文字说明。这些文字说明，刘向叫做《别录》，刘向死后，刘歆继续工作，又按照这样的整理路数，将《别录》改写成《七略》，分别叫《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班固在编写《艺文志》的时候，就是按照刘歆的《七略》，删掉了一些内容，放入了《汉书》。所以当时与医学有关的书籍被统归入方技类，再细分成为四小类，第一类是《医经》，第二类是《经方》，第三类是《房中》，第四类是《神仙》。《医经》一共是七家，二百一十卷。其实有名有姓的只有三家，分别是黄帝、扁鹊和白氏，另有《旁篇》无名。经方一共是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也许由于方书往往过于简略，难以辨别出处，因此实际上无法分家。这由《五十二病方》的写法，可以想象原书大抵如此。所有有皇帝、扁鹊、俞拊联署的方书。《房中》一共是八家，百八十六卷。《神仙》一共是十家，二百五卷。

三是，正名定篇。刘向整理后，每家书名给予了重新拟定，每书的篇次也进行了整理，编辑成了个人全集或者类别总集。至此，汉以前书籍，深藏在内府金匮石函中的禁书，统统被归束完备。
这是书籍史上最为有名的巨变，刘向团队所确立的书籍制度从此被确定了下来，并深深影响了以后中国书籍史两千年。
正是有了这一制度，《黄帝内经》乃成为了十八卷。当晋代皇甫谧企图重新整理《内经》的时候，他才敢对着署名黄帝的书籍，尽管书名不同，一本叫《素问》的书一共是九卷，和另一本叫《针经》的书，因一共是九卷，也叫做《九卷》，而敢大胆地推测说，九九十八卷，就是《黄帝内经》啊。这一说法，被历代认可直到今天。成为以后注疏《内经》的人不敢妄动的前提，无论是全元起，王冰还是杨上善。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杂乱无章的简帛书经此一变，变成了今天人们心中的书的模样，我们习以为常的模样，我们正在阅读的书的模样。这一过程，不正是宋应星所说的“治乱经纶”吗？！

 

[第十三刀]

芃澜：《黄帝内经》中黄帝用来藏书的“灵兰之室”真的存在吗？等待刘向等校录出的《黄帝内经》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呢？


灵兰秘典

□芃澜


黄帝与岐伯座谈。
岐伯的一席精妙的言论深深打动了黄帝。
黄帝赞叹道：善哉！我今天听到的是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这样宣明的大道，非要斋戒，并选择吉日不可，否则，哪敢接受啊！
于是黄帝选择了吉日良兆，在举行仪式后，将这一篇文章收藏进了自己的灵兰之室，以传保焉。

(《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

《黄帝内经》中黄帝藏书的地方叫做“灵兰之室”。
有人把灵兰解释为灵台、兰室。
灵台是礼制建筑。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记述灵台的文字是在《诗经》里，当时周文王羽翼已丰，准备兴兵讨商。兴建灵台就是为了表明自己上承天命，与商都对立。

建造通天的灵台，(经始灵台)
这是周王的梦想；(经之营之)
众多百姓的支持，(庶民攻之)
没有几天就成为了现实。(不日成之)
原以为会很困难，(经始勿亟)
但云集的百姓让它成真。(庶民子来)

周王来到灵囿，(王在灵囿)
就连鹿群也云集恭伏；(麀鹿攸伏)
看那母鹿多么优雅，(麀鹿濯濯)
看那白鸟翩跹起舞；(白鸟翯翯)
周王来到灵沼，(王在灵沼)
满池的鱼儿也雀跃不休；(于牣鱼躍)

华丽丽的乐架树立起来，(虡业维枞)
悬挂起大鼓和大钟；(贲鼓维镛)
和美的音乐，(于论鼓钟)
回荡在辟雍的上空。(于乐辟癰)
鳄鱼皮蒙着的大鼓彭彭作响，(鼉鼓逢逢)
那是乐师在赞美成功。(矇瞍奏公)

一片政治清明，人心所向，和谐美好的景象。
这里灵台、辟雍都是礼制建筑。而周文王经始灵台的情景，更是儒家学者们共同的“中国梦”。所以汉代极力恢复灵台、辟雍等建筑，还有《黄帝内经》中多次提及的明堂。儒家学者曾经多次论证这三大建筑的形制，汉武帝更是雄心勃勃地要重新兴建，但以武帝之英武，毕竟略输文采，终于没有干成。倒是王莽一旦君临天下，真的就“不日成之”了。按照汉代饱学儒士最终讨论，灵台就是天文台，灵台上面没有什么建筑，只摆放一些天文仪器。用灵台来藏书，或者有些问题。

兰室，是香喷喷的房间。《孔子家语》里面有“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一般是指女性的寝室。汉宫未央里有一宫名“椒房殿”，是皇后住的寝宫，据说是用竹叶花椒的果实和了泥涂在墙壁上来装修的。竹叶花椒是汉代常用的香料，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里面就有这种成分。《阿旁宫赋》中说“烟斜雾横，焚椒兰也”，椒兰是连用的。汉宫中皇后住的椒房殿该算是最奢华的兰室了。这么软香温柔的腔调，怎么看也不象黄帝用来藏书的地方。

倒是汉宫国家图书馆(含档案馆)，统称为“兰台”。这个称呼沿用的是秦制。编写《汉书》的班固的职务就是兰台令史。在西汉涉及档案图书收藏的地方，有外府和内禁。汉外府包括石渠、石室、延阁、广内四处。内禁则包括兰台、麒麟阁、天禄阁。

兰台是主理帝王内传外达的秘书府。秦制设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其中丞相相当于总理，太尉是武官，御史大夫是“副丞相”，负责监察百官，同时在皇帝和丞相之间起沟通作用。御史大夫又分成两职，一在外，称为“御史丞”，一在内，叫做“中丞”，叫丞，就是辅助丞相工作的。办公的地点就是兰台，设在皇帝临政的殿中。中丞下还有官吏，其中就有兰台令史。但主要职责是掌管“奏及印工文书”，就是管理文件的。

所以说起来，兰台、石室，这两个作为档案管理的地方，名称最久。而其他如石渠、天禄等，都是汉宫为藏书专门兴建的。其中石渠和天禄，最出名。石渠阁出名是因为汉宣帝在这里组织了一次重要的“文艺座谈会”，按照汉代的习惯应该叫“艺文座谈会”。参加的人就有在天禄阁编书的刘向，此外还有萧望之、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一大批名儒们，讨论的重点是儒家的“五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讨论的内容作为重要的学术成果，最后都被收进了刘向整理的图书中去了。天禄阁的出名，则是因为刘向等在这里校勘书籍。这次座谈会，也同样启发我们，当时学术讨论大抵会采用座谈会的形式，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一些经中不明确的句子，形成专家共识。这种方法会不会也用来处理五经之外其他内容的书籍呢？如术数？如方技？当然会。汉武帝就曾经组织过一次有关术数家的座谈会，比对“文艺座谈会”，这应该是一次“科学座谈会”，那次会议武帝问的是关于择日的技术问题，题目是“某日娶老婆可以吗？”，五行家的意见是可以，堪舆家的意见是不可以，建除家的意见是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认为小凶，天人家却说小吉，太一家则说大吉。大家各不一样，吵吵嚷嚷，都有一套。武帝最后直接规定说“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所以汉代遇到术数问题诸家出现矛盾的时候，是取五行家的观点的。对术数的选择，对于汉代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学术繁荣的景象！

汉家皇宫中档案管理之严谨不仅表现在史记记载中，在考古挖掘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挖掘未央宫时，在武库的档案室里，考古学家居然发掘出了63883件精致的骨签。所谓骨签就是用动物骨片制成的小标牌，所有的内容都是和武库兵器有关的，记载着兵器盔甲的出厂地、名目、以及规格和数量。这些骨签武库档案，当时应是一个一个悬挂在档案室里沿墙根放着的架子上的，如同老式酒店放置钥匙的模样，已备随时检查。考古发现，档案室是被焚垮的，墙壁向四周倒伏，骨签全部散落在墙体周围。



汉宫中的这一处武库，有个名字，是大名鼎鼎的吕后起的，叫做“灵金藏”，惠帝又改名叫做“灵金内府”。将内府起名用“灵”字打头，那么兰台之室，是否也可以叫做“灵兰之室”呢？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考古学家在武库的档案室里还发现了王莽时代的新钱。穿钱的绳已经烧光了，新钱散落在地上。历史也在那一瞬间定格。

公元23年，乱兵杀入了未央宫，王莽躲入未央宫中烟波浩淼的仓池渐台，一个名叫杜吴的商人冲进来杀了他。兵火焚烧，将一个以“未央”(永久意)为名富丽堂皇的汉家宫阙点燃了。

汉光武帝刘秀终于赶来，他从大火中抢救运出了文献典籍二千余车。但未央宫已经不能用了，于是转到洛阳建都。这里地方小了很多，与文书有关的形制上只有兰台和石室。汉光武帝刘秀，“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遗”。从此，兰台令史的职责由掌管文件而增加了校勘书籍、撰史等。等到了汉明、章两帝，大量任用兰台令史校勘著述，于是出现了贾逵、班固、杨终、孔僖、傅毅、李尤等一大批任职兰台令史的“文雄汇聚”的盛况。王充在《论衡》中评价说：“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东汉终于建立起了藏书的府库，起名叫做“东观”。

班固写成汉书，也就是我们看到《艺文志》这篇重要的书籍目录，大概是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从刘秀称帝的公元25年，到班固《汉书》成，前后经历了57年。而从仓公落难的汉孝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也就是发生文仓问难，仓公发秘的那一年算起，到刘向领命校书的汉成帝和平三年(公元前26年)，前后一共是141年。这两段历史中间一共是108年，《黄帝内经》的命运便在其中载沉载浮，然而我们却永远无法知道，那段历史中，《黄帝内经》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或者只有长安龙首山上的未央宫的残砖碎瓦才真正知道。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宫阙。
(李白．忆秦娥)

 

[第十三刀]

芃澜：
刘向等整理出来的汉宫内府目录，是我们破解《黄帝内经》密码的一个重要密码本，那里边冠名黄帝的书，内容非常广泛。在诸子中道家等名下有，在术数类中有，在兵书中有，在方技类中也有。那么黄帝在这些著作中究竟是一种面孔还是各不同相同呢？


第三章 王的盛宴

告诉他们我成仙去了

□芃澜

《黄帝内经》是黄帝书。可黄帝真有吗？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黄帝，用的是这样一段话，“黄帝者，少典之子，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司马迁的这段话，出自刘向等整理的汉宫目录中的《礼经》。班固注释包含了后氏和戴氏的，现在我们看到儒学十三经《礼》有分为《大戴礼》和《小戴礼》，就是指戴氏的。《大戴礼》说这段话出自孔子之口。

记载是这样的：
有一次，宰我请教老师孔子：“我曾经听人说黄帝有三百年。那么黄帝究竟是不是人，如果是人，怎么能够活三百年呢？”
孔子起先不肯正面回答，他只是说，“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是经得起考察的。黄帝嘛，他的事迹由来已久了，你以为会怎样呢？这样的事，老师是‘难言的’。”
宰我令孔子的头疼的地方就在这里，他非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他说：“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可是做学问就这么糊里八涂的放过了，恐怕不是君子的行为吧。所以我这么问也是您教导的呀。”
孔子只好回答：“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就是司马迁引用的那段。
至于说黄帝三百岁，孔子的解释是黄帝治国有方，活着的时候，老百姓享受他带来的红利一百年，死后，人民祭拜他的灵魂又一百年，之后，运用他遗留的教诲生活再一百年，所以说是三百年。(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类似的话在今本《黄帝内经》中也有，全文是“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今本《素问．上古天真论第一》)
这段看上去很像的话，但是却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孔子那里，说黄帝是“成而聪明”，而到了《黄帝内经》却换成了“成而登天”。
司马迁在写《五帝本纪》时提及，当时学者称道五帝，由来已久。但是《尚书》只是记录了尧，并没有黄帝的事迹。而诸子百家尽管在各自文章中提到过黄帝，可“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荐绅先生“难言之”，说的就是孔子与宰我的对话。

那么“不雅驯”又指的是什么呢？
雅，是儒家赞美好文字时候喜欢用的形容词。如儒家经典就有《尔雅》，这是一本入门的小学书，用来解释各种名词的。全书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所谓释就是解释。对于名词的解释，儒家看得非常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名是一切道理的基础，因此，做学问首先就要正名。“尔雅”就是“正名”。迩是趋近的意思，雅的本义就是正。使概念趋近于正，就是正名，就是概念解释。
那么“不雅驯”呢？
雅我们知道了是“正”，而“驯”，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顺”。“不雅驯”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内容。
“名不正，言不顺”的内容是些什么内容呢？
“子不语，怪力乱神”。
登天这样的事，在孔子看来就是“怪力乱神”，就是“不雅驯”。
所以《大戴礼》中没有黄帝成而登天的事。
《史记》中没有“成而登天”的事。只有六个字，“黄帝崩，葬桥山”。因此《史记》中的黄帝是人不是神。这是儒家的传统。不仅如此，就连黄帝依靠神仙，访问神仙等等内容也都没有。

那么谁那里有黄帝“成而登天”的事呢？
道家那有。《庄子》那有。
《庄子》在《大宗师》里面说，黄帝得道，“以登云天”。不仅如此，还有黄帝寻仙问道的种种故事。
比如《在宥》。

所谓宥，本义是“在房子里面用手吃肉”。所以有享有的意思。引申的意思有区域，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享有。宽容，享有。赦免，从固定的区域释放出来，重新享有。
庄子的在宥，是自在享有的意思。他说，“我只听说过自在的享有天下，没有听说过刻意的治理天下的。”(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这是庄子的一贯主张。
里面举的例子就有黄帝求见广成子。

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了。令行天下。
广成子在空同山(《史记》写作空桐。)修道。
黄帝就去见他。
黄帝提问：“我听说您已经领悟了天下至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是至道之精？我想取天地的精华，来促进谷物的成长，以养人民；我还想按照阴阳的不同，以成全万物的生长。我该怎么做？”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看得到黄帝双目放光，跃跃欲试。有一种明年就上市，后年就拿几十个亿和大家分的成功英雄气概。
广成子答：“你所想求的不过是物的实体，你想凭借的不过是物的残性。自从你治天下以来，云气不等到凝聚在一起，就已经落雨了，草木不等到成熟，就收获了，日月之光的精华，更加是被白白的浪费了。”
广成子主张的是在宥天下，充分的利用日月的精华，按照草木自然的规律来尽物力，进而生养天下万物，于是人得以最大限度的自在享有天下。他反对以人的欲望凌驾于自然之上，浩劫式的掠夺资源，穷尽式的攫取物力精华，更加鄙视将这种追求冠以完美的说词。于是他接着说出了最狠的一句话：
“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
佞，是言辞善辩。这种炫耀语言的人，一般人称为“有才”，庄子却很看不惯，称为“佞人”。
翦翦，又是种什么境界呢？翦，是羽箭的尾毛。将鸟羽插入箭尾，是一定要修剪的很整齐的。所以翦翦，就是追求整齐划一，就是剔除刺头。所以翦后来引申为杀戮，如翦灭。
广成子的意思是说，“那些表面上说的很好听的人，什么为了‘养民人’，什么为了‘遂群生’，内心里都是一片‘翦翦’的打算，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和他说至道！”
故事的结尾是，黄帝回去就捐了天下，然后修筑了一间“特室”，用白茅编成席子，闲居了三月。然后再去求见广成子。
这次广成子面朝南躺着，黄帝趴在下风处，膝行到广成子跟前，拜了两次，稽首两次，才敢问道：“我听说您已经领悟了天下至道，我的问题是人怎么才能长生。”
广成子立即翻身起来，说，“善哉问乎！来，我告诉你什么是至道。”
听了广成子精妙议论以后，黄帝又拜了两次，稽首两次，心悦诚服地说，“广成子就是天呀！”
皇帝们都喜欢说自己是天子，而这里黄帝却称广成子是天。
广成子的天是这样的：
“我将会离开你们，进入无穷的门，遨游在无极的野，我与日月同存而为叁，我与天地共久而为常。迎着我来的，是默默的虚空，背着我去的，是昏昏的宇宙。人类终究灭绝，而我却独自存在！”
顿时有种大脑开发到100%，脑洞打开的感觉。
这就是广成子的登天。
传说中，黄帝后来也登天走了。


(图片说明：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子弹库一号墓出土的战国御龙图，应是对黄帝成而登天传说的模仿。)

黄帝成仙的故事比《史记》的故事更长久，也更让人难忘。尽管缙绅大夫难言，但人类对此的兴趣却远超缙绅大夫能言的那些事情。
一直到今天。

黄帝问道广成子的故事，有趣的地方在于，黄帝谈论关于治理天下的问题，广成子兜头是一盆冷水，黄帝离群索居之后，再问的问题，却是如何长生的问题。
《史记》讲的是治世，儒家讲的也是治世，《庄子》讲的是道，《内经》讲的是生命，于是，黄帝在他们那里便有了不同的呈现。
那么《黄帝内经》就是道家书了？我们下次再说。

题图：

 

[第十三刀]

芃澜：
隐藏在上古神话中的黄帝究竟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让远在数千年之后的大汉朝也如此崇拜和迷恋？


第三章 王的盛宴

不惧于物
□芃澜


黄帝时代飘渺而难知。

这种情况在孔子时代已经如此，这也是孔子不太愿意具体来谈黄帝事迹的原因。但这并不阻碍世俗中对于黄帝的顽强的崇拜。


司马迁在决定写中国第一部信史的时候，他传承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但也并没有去回避留存在世俗社会中的传说。

他向西去了空桐山，向北抵达了逐鹿，向东一直到海边，向南行走到了江淮一带。所到之处的人们仍然传颂着黄帝的事迹，拜祭着黄帝的灵位，在生活中留存着大量古老的风俗，而这些风俗无一例外，都与黄帝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司马迁经过广泛地田野调查，从民间了解到的活生生的事实，使他确认黄帝等的事迹“皆不虚”，于是择其言尤雅(同优雅)者，写成了《五帝本纪》。五帝本纪中第一位的就是黄帝。


在《史记》中，黄帝集团是一个军事组织，以师兵为营卫，迁徙往来于上述区域。游牧的特征很突出。后来逐步收服各处的部落，设立大监，派往各处管理。后在新郑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国号有熊。(《括地志》“郑州新郑，本有熊氏之墟也。”)


黄河穿越陕晋高原，在秦岭山脉与太行山脉之间的一段狭长地带向东穿越而过，抵达了一片广袤的区域，一直奔流到海。公元前2000年到5000年之间，这片区域河流纵横，湖泊众多，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植被茂盛，物产丰富。

位于这段狭长地区的入口处有一个历史上叫做渑池的地方，在这里曾经上演了战国时期著名的渑池之会。今天它属于三门峡市，这里也曾经是大禹治水的起点。
1921年，就是这里发现了第一个仰韶文化遗址，此后，从这一区域出发，长达80年的挖掘中，先后发现仰韶文化遗址5000多处，画出了一条从西向东的上古人们的居住带。它西起甘肃青海，追随着黄河，向北经河套地区，穿越内蒙，再转向南覆盖晋南陕东，再由三门峡穿越秦岭太行之间向东跨过河南、河北一直抵达大海，向南一直绵延到江汉。考古确定，其上限历史在公元前5000年，下限历史到公元前2900多年，上下纵横2000年。

如此漫长的历史，如果不是考古的挖掘，我们真的无从想象。
起源于甘肃的伏羲女娲，与黄帝交战过的神农蚩尤，大约就上演在这样一条文明之带上。


黄帝最后一统了天下。
在新郑，即今天郑州向北23公里有一处西山古城遗址，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城，距今约5000年，属于仰韶文化的后期。这座城南靠邙山，向北面朝黄河，居高临下，呈八角形，城墙由夯土制成，有城门，城周有深深的壕沟。在古城周围星罗棋布着众多的仰韶文化遗址。


这是一段陆沉的文明。
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彩陶，线条古朴，色彩艳丽。甚至上面有特殊的符号，应该具有着文字的功能。传说中，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
有各种规模的建筑，有用于民居的，也有用于大型聚会的。
有公共的广场，广场周围的房间门道都朝向一个中心。
居住的地面处理考究，先用草拌泥铺底，再加一层料礓石和蚌壳末制成特殊的混凝土，再加一层料礓石粉，最后再用细泥细细地涂抹。每一层之间还要涂一层朱红色的辰砂。所谓料礓石，是黄土层中沉积的碳酸钙石，中间多空隙，煅烧后，用来建筑有着天然混凝土的效果。
此外还有开采矿石，那里有冶炼青铜的遗迹和没有使用完的铜矿石。
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那里曾经生活着一群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结构，工于计算，生活考究，重视品质的智慧的人群。他们的遗留物即使在5000多年后看来仍然腔调十足。


先秦诸子的文献中，提及那个时代，有着各式各样的描述。但无一例外都充满了怀念。

《黄帝内经》中用赞美的语气提及那时的生活：人们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无论是地位高的人，还是地位低的人，都恬淡自然，而不相互羡慕。
这样的生活状态，被称为“朴”。这是一种精神与生活的双重自足，因此，不会因为无尽的嗜欲而烦恼，也不会被外在的诱惑所困扰。无论是聪明一些的人，还是笨一些的人，无论是有能力的人，还是没能力的人，他们都“不惧于物”。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合乎着自然最完美的道。
《内经》总结说：因此他们都能够尽享天年，百岁而终。


《庄子》用很多篇文章，来阐发这样的一种合乎道的存在方式。
关于“不惧于物”，有一次，他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庄子和他的弟子一起穿越一座大山，看到一棵参天大树，枝叶茂盛。伐木者从它的旁边经过，却如同没有看见。庄子问他为什么？
伐木者只说了四个字，“无所可用。”庄子叹息道，“正是因为无所可用，这棵大树才能尽享它的天年呀。”
下山后，庄子和弟子借宿在老朋友的家里。
故人重逢，高兴之下，主人安排杀鸡待客。儿子跑来问主人说，“咱家有两只鸡，一只会打鸣，一只不会，杀哪只？”
主人毫不犹豫说，“杀不会叫的。”
弟子忍不住问庄子：“昨天，山里的大树因为不成材而终其天年，今天主人的鸡，却因为不材而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庄子笑了，那么飘渺。
“你只是在不材和材之间纠结，什么是材？什么是不材？一切都那样似是而非，人的困扰不就来自于这里吗？
聚合之后往往是分离，成功之后则是销毁，廉洁则难免困顿，尊贵则遭人非议，有为则需要付出，有能力则必须耗费心力谋划，没有能力则难免在竞争中受到压迫，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困扰呢？
难道一定要这样吗？
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受到了物性的羁绊而已。
有一种状态，叫做乘坐道德之船而浮游，跟随自然而运动，无誉无訾，以和为量，那么羁绊你的物性不过是可以随时而化的龙蛇而已。
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这就是神农、黄帝的法则啊。”

这当然也是《黄帝内经》的法则：物物而不物于物，当然也就能够不惧于物。
在物性之上，有着一个人可以感悟得到的更宽广浩淼的世界，那里藏着一切的答案。

仰韶文化的腔调
仰韶文化最出名的彩陶中最有腔调的就是以下这些人形器皿和陶塑。看那些面孔，和那脸上的表情。


看那纯真的表情和那齐额的短发。(甘肃博物院仰韶时期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这个我也大爱，是个小男孩吗？

这个，有多憨厚。

这个有些任性了。

你是谁派来的？

这是土豪吗？

这个我有些想落泪。看那慈祥的表情。

这个躯体上，原来有一张怎样的面庞？

 

[第十三刀]

第三章 王的盛宴

上古天真
□芃澜

黄帝说：我听说上古有一种人叫做“真人”，他们提携天地，把握阴阳。吞吐呼吸宇宙精气，肌肉形体合于虚空，独立守神而精神不灭。他们能跨越时空的界限，如果天地不衰败，便寿命永无终时。这是因为他们得了道啊！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我不相信”。
秦王嬴政决不能相信。
当初六国何等强大，可是最终都被平定了。
混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前后绵延了549年的天下分崩离析的历史终结了。
那是最坏的时代，孔子曾经说“礼坏乐崩！”
那是最野蛮的时代，孟子曾经说“春秋无义战！”
可这一切都过去了。
都在嬴政的手中结束了。
这样的成就，让他敢做最大胆的构想。
“这么大大的一个天下，如果不改个名号，怎么能够配得上这开天辟地般的成功呢？又怎么才能传给后人知晓呢？”
他招来股肱大臣，“你们合计合计。”
大臣们小心地揣摩着大王的意思，回复到：
“过去五帝，也不过拥有千里的天下，千里以外的地方都留给了诸侯和蛮夷，他们口上说‘服’，可是如果不来朝拜，不听召唤，天子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来约束。春秋战国之乱不就是这么来的吗？现在，陛下您兴义兵，诛灭了残贼，平定了天下，海内都施行了郡县制，不再有诸侯割据，法令全由中央一统，这是自上古以来都没有过的大变革呀！就是黄帝等五帝也比不上的。”
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黄帝为首。
上古的黄帝已经被超越了。
嬴政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股肱们接着建议：“我们和博士们讨论过了，古时候，有天皇、地皇、泰皇的名号，其中泰皇最尊贵。臣等的建议是，您应该称为‘泰皇’。”
大臣的建议，让嬴政内心的豪情被充分激发了起来。
他直截了当：
“不用‘泰’字，突出‘皇’字，加上上古的‘帝’号，我就称作‘皇帝’了”。他大声宣布，“从今以后，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叫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乃至于万世皇帝，一代一代的叫下去，直到无穷。让他们永远记住，‘皇帝’是从我这里开始的！”
从此嬴政改名叫做“秦始皇”。这一年他39岁。

秦始皇经营天下，按《史记》的说法，向东一直到大海和朝鲜，向西一直到西羌人居住的沙漠地域，向北一直到黄河的最北边，并连接大阴山直到辽东，向南一直到“北向户”。什么是北向户？就是开门户朝阳，在北方，是向南，叫南向户。一直往南去，直到朝阳的门户改为向北的地方，即为北向户。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太阳的“北回归线”，地理位置在今天的广州，秦设郡，称为“南海”。

秦始皇开始封禅了。
按照传统，自古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没有不封禅的(司马迁语：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更何况创下如此功勋的秦始皇！
于是，他去了泰山。
和鲁国的儒生沟通不是很顺畅，连带泰山封禅也不顺利，甚至遇到了暴风雨。
之后，他向南去了琅琊，这里曾经是越王勾践会盟天下的地方，而随着始皇帝的来临，琅琊台修饰一新，耸立在群山之巅，可以远眺东海，可以俯视天下。秦始皇“大乐之”。他在这里逗留了三个月，并命令移民3万户到琅琊台下，且立下石刻：
这篇比封禅泰山时长的多的“秦颂”，其中无比自豪地说：
“在这六合之内，都是我皇帝的领地。
向西到那茫茫的流沙，
向南到那朝日的北户，
向东到那荡漾的大海，
向北超越了古大夏的领地。
莽莽天下，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皇帝的功劳超越了五帝，
他的恩惠就连牛马也得到了泽被。
普天之下，没有不感受到我始皇帝恩德的，
天下的人，从此终于可以安居乐业！”

秦始皇看不起五帝。
可是五帝均得到上天眷顾，甚至黄帝还升天而去。
神仙，不可能不知道比五帝更牛的秦始皇。
封禅后，他迫切需要得到上天的答复。
当方术士齐人徐市(福)告诉他可以入海中三神山，寻求仙人时，他立即同意了徐市的要求，给了三千童男童女，斋戒后随徐市入海了。
可似乎他开始变得不顺利了。
黄帝曾经铸鼎成功后，得到了上天派来的龙的接引。
于是他转而去泗水寻找遗落在这里的周王鼎。可是动用了上千人下水寻找，却一无所得。
郁郁不欢的秦始皇，转道渡过淮河，向南一直巡游到了衡山。在过湘水准备回还南郡(荆州)的时候，却遇到大风，几乎不能过河。他指着供奉在这里的湘山祠问，这是何方神圣？当得知，这里安葬的是五帝中尧的女儿，舜的妻子时。怒不可遏的秦始皇发飙了。
他命令三千刑徒尽伐湘山上的树木，于是湘山赤裸了，暴露出赭色的土地。
在肆意羞辱了五帝之后，他越发迫切需要得到上天的一个答复。

第二年，他再次向东，去往齐燕之地，最多神仙传说的地方封禅。这次他到了罘山，刻了石，再次将自己的功绩告知了上天。之后，他特意绕行了上次封禅的琅琊。
过了两年，他又东临碣石，再次封禅。
这次他派出了方术士燕人卢生去寻找传说中的神仙羡门和高誓。
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还派出了方术士韩终、侯公、石生，他们的任务是找寻仙人的不死之药。
也许，他动摇了。
但他坚持。
“我不相信，上天会看不到我的功绩！”
如果不能得到神仙的接引，不能得道，那么他是否可以获得神仙的不死药，长生不老呢？这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了。

这次，入海的卢生回来了，但带来的并不是好消息。
他带给始皇一个图书，写着“亡秦者胡也。”
秦始皇立即让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上进攻同样称为“胡”的匈奴，占领了河套地区。

秦始皇举行了宴会。这一年，他四十八岁，《黄帝内经》说：“五八四十岁，肾气开始衰竭，头发开始脱落，牙齿开始松动。六八四十八岁，阳气衰竭开始表现在面部，面焦，发鬓斑白。”
他十三岁称王，三十九岁称始皇帝，此时，他在位已经三十五年了。而庄子说，黄帝在位十九年的时候，就已经拜访了广成子，之后悟道。
这一年，秦始皇只是在自己的皇宫中与众位大臣举行生日宴会。
会上大家仍然称赞始皇帝“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可偏偏有个齐人叫做淳于越的却重新说什么应该分封诸侯王，还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什么是古，还不是黄帝那一套。
好在丞相李斯站出来反驳了这样的观点。
李斯还建议，凡是不是秦史的一律烧掉，民间所流行的诗、书、百家语，也统统烧掉，民间敢于谈论诗书的，一律弃市，敢于以古非今的，则诛灭九族！官吏如果知情却不举报的，同罪。命令下达，三十天内不执行的，一律处以鲸刑，罚去守城门。所不去的，只有医药、卜筮、种树的书。
秦始皇同意了。
但是他的心里并不轻松。

唯一带回神仙回话的卢生对秦始皇说：
“之所以，始皇帝一直没有办法寻访到神仙和不死之药，那是因为有恶鬼在其中阻碍啊。”
秦始皇立即抓到了救命稻草。
卢生给出了解决方案：
“人主居住行动时，都不要给人知道，这样可以避开恶鬼，真人就会出现了。真人啊，都是入水不会濡湿衣衫，入火不会爇烧身体，陵驾云气，与天地一样久长的。”
秦始皇立即虔诚地说“我仰慕真人，从此以后，我自称不再称‘朕’，而称‘真人’了”。
于是命令在自己居住的方圆二百里的内宫，全部修建起复道，从此，他的行踪尽数隐没在复道帷帐之中，没有人再知道他的所在。
卢生说，这样“不死之药”可以得到了。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在位第三十六年，这一年，他49岁。开始了一生中第五次出巡，他去了云梦，这里是上古黄帝的旧地，对着九嶷山，他拜祭了五帝中的舜，后来又一直向南，循着水路，到了钱塘，浙江，想要过江，却遇到大浪，无法成行，被迫转道抵达了会稽，没有人知道，他本来是想去哪里，也许是湘山？要不为什么偏偏先是拜祭了舜呢？在湘山，他曾经羞辱了舜的妻子。可是他这次没能去到。而是去了会稽，于是，在这里他拜祭了大禹。大禹是舜的继任者。
之后，他开始返回。再次抵达了琅琊，之后去了罘山。可是上天一直没有给他任何消息，也没有得到不死之药。
公元前210年，始皇在归途中病死了。因为他隐藏自己的踪迹，躲在辒辌车里，赵高、胡亥、李斯得以密谋，假传诏书。
终于，秦历二世而亡。

儒生们冷冷的讥讽说，秦始皇就连封泰山都会遇到大雨，那都是因为他失德啊！

《黄帝内经》说：中古的时候，有一种人叫做‘至人’，他们淳朴，而品德周全，能够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在天地之间，视听达八荒之外。这也是能够长生不老的，也归于“真人”。

 

[第十三刀]

第三章 王的盛宴
芃澜：每一个帝王都有一个医学梦，翻看历史你就知道。所以，《黄帝内经》是帝王的理想。



祖龙虽死魂犹在
□芃澜



继承秦始皇梦想的不是秦二世，而是汉王朝。
秦二世的理想是：“贵有天下的人，就要肆意极欲。”肆意极欲的结果是亡国了。
读中国的文化应该明白，治身与治国是一体的。更何况“王”，本来就是沟通天地人的特殊的人。王字的三横，分别代表天人地，而由一竖相贯通。这样的人不能不合乎天道。
《黄帝内经》中说：“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耗竭自身的精，离散自己的真，这样的人半百而衰。”追求肆意极欲的秦，二世而亡。


汉替代了秦。但祖龙虽死魂犹在。
刘邦这个小官吏出身的草莽英雄深深知道，自己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帝国，就必须汲取秦灭亡的教训。但他同时，并不觉得秦的制度有什么问题，也没觉得秦始皇所定的皇帝的名号有什么不妥，相反他觉得帝王就该是这样的。秦时，刘邦曾经因为徭役到过秦都咸阳，远远地看到过秦始皇。当时，他忍不住大声叹息说，“嗟乎！大丈夫就应该是这个腔调！”嗟乎，是那个时候人们大声感叹时候，喜欢用的叹词。那一刻，帝王梦想就住进了他的心中。
刘邦和秦始皇一样，不喜欢儒生。看到戴着高高儒冠来见他喋喋不休的儒士，他照直扯下人家的帽子，然后在里面撒了泡尿。可等到，这些人把帝王应有的仪制建立起来，手下那些原本象他一样的大老粗们，一个一个都规规矩矩地站在下面听自己训话时，他心悦诚服地觉得爽，说“这才是我要的腔调。”

造反出身的刘邦一生最担心的是造反。因此，成为皇帝之后，他到死都在平灭和消除各种造反以及造反的可能。对于治身，他却想的不多。
他好色，且丝毫不加掩饰。对于医生，他也不怎么瞧得上。
刘邦平生最后一次平叛时，被流矢击中，病情逐渐加重。吕后找来了医生，看过后，刘邦问医生“如何？”
医生说，“病可治。”
高祖反而谩骂起来：“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这难道不是天命吗？我的命全部是上天掌握的，即使是扁鹊在这里，对我又有什么帮助！”竟然不让医生治疗，给了个50斤金的大红包，把医生打发了。这年四月，刘邦驾崩。
《黄帝内经》说：“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刘邦的死去，导致了吕后的专政。汉文帝是在吕后专政后的政治动荡中登基的。他一切都小心谨慎。文帝还因为仓公的事情，废了肉刑，并认真询问医学的事情。文帝面对的社会矛盾，使他的施政不得不考虑休养生息。而休养生息正是“黄老之学”的政治纲领。
于是，文帝时“黄老之学”的呼声日渐高涨。
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
一是，鲁人公孙臣曾经上书文帝，说当今应该是土德。土德是黄帝之德。在这之前汉从刘邦那一直沿用的是秦历。公孙臣建议改正朔和服色。丞相张苍推算后，认为仍是水德，这个建议没有获得通过。
二是，汉文帝十五年，甘肃一个叫做成纪的地方真的出现了“黄龙”。汉文帝称为“异物之神”，立即亲自把公孙臣请回来，任命为博士。等于是肯定了土德的说法，并且反复强调“农，天下之本。”还举行了郊祀。但他仍然用的孟夏四月答礼，四月答礼，尚的是赤色。刘邦斩白蛇起义，传说是上天赤帝的化身。虽然，靠黄帝近了一点，但仍然是没有改变。这一年，他还听信赵人新垣平根据望气的说法，在渭阳设立了五帝庙，据说这样可以召唤出失踪的周鼎。
我们上次说过，秦始皇一直想要得到周鼎，因为黄帝鼎成而升天。这是帝王至德的体现。
文帝后是汉景帝。文景时期，被称为“文景之治”。
有了文景的积累，汉武帝将有汉一朝推到了历史上的巅峰。


汉武帝的赫赫武功自不用说。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到了汉武帝时期终于也有了这样的气魄。
在武帝初期，黄老与儒家的斗争达到了顶峰，以窦太后杀儒士赵绾、王臧为代表。但很快儒家翻了牌。董仲舒向汉武帝献“天人三策”后，儒术独尊。
但在黄帝这件事情上，儒家却做了最大的修改。孔子是不愿意谈黄帝的。但汉儒不是。汉儒似乎更加热爱术数谶纬这样的东西。这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我们后面会说。
但因为有了这样的变化，汉武帝公开地开始将自己与黄帝联系起来了。

他先是将服色改为正黄色。这等于他正式接纳了儒学中邹衍五德终始的观点，认为秦是水德，而汉替代秦应为土德。上应的正是黄帝。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详细列举了历代帝王的封禅史，其中，武帝时，我们看到有关黄帝的故事最为丰富。
秦始皇多次寻访而未得，汉文帝时曾经预言会出现的周鼎，在汉武时期突然出现了。但出现的地点却不在秦始皇遗落的泗水，而是出现在汾阴。形态奇异，有花纹，而无款识。随着鼎被送往帝都，神奇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发生，甚至有黄云好像盖子一样出现在天空。为了这件轰动事情，武帝甚至确立了当年年号为元鼎。汉武帝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命名年号的皇帝。
于是有一位齐人名叫公孙卿的出现了。他跟汉武帝说，汉武帝得到宝鼎的这一年恰好是朔旦冬至，按照他的一本记录黄帝与鬼臾区对话的名为《鼎书》的书中所说，黄帝得到宝鼎那一年也是朔旦冬至，此后黄帝迎日推筴，得出每20年出现一次朔旦冬至，这样循环往复20推，得到三百八十年，黄帝于是仙登于天。
书中暗表，所谓朔旦冬至，就是冬至日又恰逢新月，即不仅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时间，也是月色无光的时间，日月的运行周期在这一天合在一起，称得上是“终而复始”了。朔旦冬至的周期是19年出现一次，所以黄帝守着太阳记录，一共坚持了20年，才得到了这个规律。20次循环，正好是380年。公孙卿的这本书应该是以黄帝为名的讲“迎日推筴”的历书。
今本《黄帝内经》中，所谓七篇大论中专讲历法基础的是头一篇名叫《天元纪大论》，就是以黄帝和鬼臾区对话出现的。
公孙卿把这本书献给了汉武帝。汉武帝于是大悦！

 

[第十三刀]

第四章 黄帝的身体

芃澜：难道您真没想过，为什么以黄帝为名的医经《黄帝内经》文字中，通篇居然没有一点一滴秦汉两代史书中的方术士的仙鬼气？他与神仙和房中等当时最火的著作比较起来，是那样的不同寻常？为什么又会在刘向的目录中，居于方技类的首位？


汉武帝的黄帝梦

□芃澜

公孙卿给汉武帝带来了黄帝的消息。
他献上的那本讲黄帝迎日推筴的《鼎书》让汉武帝大悦。
于是汉武帝亲自召问了公孙卿。
司马迁冷峻的笔触记录了汉武帝与齐人公孙卿的对话。话头是从《鼎书》的来源开始的。
公孙卿对曰：“我从申公那里受得此书，申公已死。”
汉武帝问：“申公是何人？”
答：“申公是齐人。他与安期生有交往，安期生告诉申公了一些黄帝的话，这些话是口传的，没有文字。独有此《鼎书》。”
秦始皇没有得到过任何来自黄帝的消息。黄帝以后，又有哪个帝王得到过这样的消息呢？没有。偏偏汉武帝收到了。
那个消息是一句话：“汉兴复当黄帝之时。”
公孙卿还转述了来自安期生的注释：“汉代的圣者是高祖之孙，而且是曾孙。应该有三个预兆，宝鼎出，与神通，泰山封禅。自古泰山封禅有七十二王，只有黄帝才成功上泰山封。”
公孙卿一口气转述下来：
“申公还说了，汉主还当上泰山封禅，只要成功封禅了，汉主就能成仙登天。黄帝时，有上万诸侯，其中得到神灵之封的有七千人。天下的名山总共有八座，其中三座分布在蛮夷之地，五个在中国，分别是华山、首山、太室、泰山和东莱山。这五座山，都是黄帝常游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黄帝得与神会。黄帝一边作战，一边学仙，由于担心百姓中有非难神仙之道的，于是诛斩那些非难鬼神的人。一百多岁后，终于成功实现了与神通。黄帝在城郊建立辟雍祭祀上帝，留宿三个月。鬼臾区号大鸿，死后就葬在辟雍，所以故黄帝辟雍称作‘鸿冢’。其后，黄帝迎接了万灵，在灵廷。灵廷，就是甘泉。所谓寒门，就是谷口。黄帝在首山采铜，在荆山下铸鼎。鼎成那一刻，有龙从天空中垂胡须下来迎接黄帝。于是黄帝骑上龙，群臣和后宫跟随骑龙而上的七十余人，于是龙飞上天穹。剩下的小臣不得上，就都抓住龙须，结果龙须断了，纷纷掉落在地。随着掉下来的还有黄帝随身携带的弓。百姓们仰天望着腾龙登天而去的黄帝，抱着黄帝的弓和龙须痛哭流涕。因此后世把这个地方叫做‘鼎湖’，黄帝的弓叫做‘乌号’。”
这段话内容之丰富，细节之丰满，指地之确实，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超过了之前所有百家言说的“黄帝”。
这样的话，汉武帝却深信不疑。
于是，他用汉代腔调大声叹息了一声：“嗟乎！我要真能跟黄帝一样，我看离开妻子就好像甩掉鞋子一样！”

汉武帝的话看上去有些突兀。但如果你知道汉武帝是著名的帝王中的文艺范，你就能理解他说的实在有所指。关于汉武帝的女人，有很多故事后世都流传成了各种八卦，如署名是东汉班固的《汉武故事》，这本号称是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的书里，内容格外丰富。还有很多汉武帝与他的女人们的故事，如“金屋藏娇”的陈夫人，“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还有早逝的王夫人、生而握玉的钩弋夫人等等，每一段感情史都轰轰烈烈，缠缠绵绵，成为后世众多文艺范争相咏叹的主题。

《史记》中也明确记载。如王夫人，在她去世后，陷入苦苦思念中的汉武帝居然让齐人少翁设置“方盖”，于夜晚招来王夫人身形。为此，他拜少翁为文成将军。汉武帝钟爱的李夫人去世后，他写过一首《李夫人赋》，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全文收录在《汉书．外戚传》中。另外还有一首《落叶哀蝉曲》，写的凄婉动人，很多很多年后，大概是1914年，一位美国诗人叫做庞德的，仅仅看译文就被感动的如痴如醉，于是改写成了一首叫做《刘彻》的诗。他大声称赞说“刘彻是伟大的自由诗作家。”


那首改写后的英文诗是这样的：
Liu Ch'e
Ezra Pound
The rustling of the silk is discontinued
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
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 and the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 still
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isbeneath them
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

(芃澜的再翻译)

刘彻
庞德
丝绸的悉窣声终止了
尘埃覆满了院落
足音不再，而落叶
堆积如静默的冢
她，心中的欢乐就在那下面
一片潮湿的叶子贴在门槛上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饱受情困的文艺范帝王刘彻，面对黄帝梦，是发自内心的向往了。成了仙，不仅是帝王最高的荣耀，也是他走出尘世困扰的归宿。

对于求仙，汉武帝不遗余力。
秦始皇为了与神通，接受齐人的建议，修建复道，隐藏自身。
汉武帝同样如此。
未央宫挖掘开的时候，考古学家惊异地发现，在寝宫之下，有四通八达的秘密地下通道，通向各个行宫。考古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干脆解释为是有汉一朝外戚干政的秘密通道。后宫们通过这些道路交接外戚，左右朝政。其实很架不住质疑，这么大的工程，作为帝王能不知道吗？而帝王又如何能够纵容，后宫们就利用这些通道，与外戚们来来往往？都想偏了。那是皇帝用来隐匿自身行踪，与神通的复道(《史记．封禅书》叫做“鬼道”)而已。为的是能够迎来鬼神，从而获得飞仙的机会。
与神通，宝鼎出，封泰山。

汉武帝封禅泰山了。上山时，他与秦始皇一样，遇到了雨，但很快就放晴了。这次一个90多岁的齐人叫丁公年站出来说：“封禅就能够合不死之名。秦始皇不能成功。而陛下则不同，虽然遇到风雨，但坚持走上去，结果稍上就晴了，于是成功封禅！”

汉武帝的晚年几乎都是在黄帝梦中颠倒。他到处修建神殿，到处封禅祭祀。
他同样着迷于各种仙药。亲自让术士祀灶，修炼丹砂诸药，以置备黄金。据说，这种黄金一旦炼成，用来做饮食器皿，就能益寿，益寿就能往海中见到蓬莱仙者，见之，就能封禅，黄帝就是这样成功的。
他也着迷于房中术。亲自建立了神宫，奉养神女，夜夜前往。
这些合起来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方技类中的“房中”与“神仙”。在刘向整理的书目中以黄帝为名的一共有101卷。而属于医经的仅仅有《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一共55卷，黄帝为名的神仙与房中书的内容在当时远远丰富过《黄帝内经》。

汉武帝终究没有躲开死亡的那一天。
他的一切努力，在司马迁笔下一一被记述在《封禅书》里，然后用冷冰冰的三个字做终结：“无有效。”
晚年的汉武帝写下了《轮台罪己诏》，公开检讨自己损耗民力，造成种种民间疾苦。并遣散了聚集在身边的众多术士，说：“我过去是多么愚蠢，被方士生生欺骗了，天下哪里有什么神仙？全是妖妄的说法。至于那些求仙长生的法门，比如节食服药，不过能治疗疾病罢了！”

说到这里，难道您真没想过，为什么显然与齐地方术士秘传方术有着同样血缘的以黄帝为名的医经《黄帝内经》中，通篇居然没有一点一滴秦汉两代史书中的方术士的仙鬼气？他与神仙和房中等当时最火的著作比较起来，是那样的不同寻常？为什么又会在刘向的目录中，《黄帝内经》竟然超于其他经方、房中和神仙三类，而居于方技类的首位？
嗟乎！

 

[第十三刀]

第四章 黄帝的身体

芃澜：黄帝的形象，从古代帝王圣贤的表率，而借助老子为代表“道”的思想的丰富，转化为黄老之学的治国之术，再到成为具体的仙化帝王身体的实践行为，这其中的转换，历史悠久，其中的实践，内容丰富。却老全形，羽化消解，神仙方术，灵丹妙药，导引房中，共同堆砌起来的，则是以黄帝的身体为核心的，一种对于生命认知的深入探索。这其中，方仙道的贡献绝不在少。

方仙道的贡献

□芃澜

《史记．封禅书》实在是要认真读的一篇文献。

司马迁写《史记》，先写本纪，从五帝开始，依次是夏殷周然后是秦，再到汉，讲的是历代帝王。这个历史观，也是帝王的法统观，完全是汉的观念。说明到了司马迁时代(汉武帝)，这个法统已经成型了。
接着是年表，是从三代开始的。这个是司马迁的历史研究成果，是一个时空的纵轴。
然后是八书，顺序是：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第五、封禅第六、河渠第七、平准第八。这个是宇宙观和世界观，是笼罩在这一时空之上的观念。但这个观念主要也是汉代的。
再然后是世家列传。春秋战国各个诸侯连同汉代功臣侯为世家，将相名臣等都有列传，则是时空中的人物。

中国的历史太长。
远远的超出了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的认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黄帝时代有太多说不清楚的地方，事实上，即便对司马迁时代，也是如此。不只是三代以前，就是秦始皇之前的时代，对于汉代的天空来讲，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模糊的过往。
《封禅书》里面说，刘邦曾经问秦时祭祀哪些上帝，这是封禅的重要内容，当时的操持这些事情的臣子回答是“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祀。”刘邦问，“为什么不是五帝？而只有四帝呢？”那些专家们竟然不知该如何回答。
有些事情，一开始的时候或还知道为什么，但很快就会忘记的不知所以然了。哪怕是祭祀这样的大事。
司马迁引孔子话说 “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厥旷远者，千有馀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湮灭，其详不可得。”
其实数百载便不知究竟的何尝只是仪礼？

但有时历史对于一些人来说，事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意义。
司马迁讲封禅，要划分的话，可以很清楚看到一个界限，以秦始皇为界，之前的都不甚了了，之后则全是汉代虚构的观念。
但，这个虚构对于帝王来说意义非凡。
而协助帝王完成这个虚构的，则是一个特殊的集团，司马迁叫他们为“方仙道”。

方仙道是以齐为中心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秘密集团。
他们环绕渤海，广泛活跃在燕、赵、齐、鲁之间，以方术秘传，发展绵延。主张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他们构筑了神仙传说，称道海中有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有时可以望见，但是开船前往，却被风引开，难以靠近。唯有方仙道徒可以抵达，那里住着神仙，有不死之药，禽兽具为白色，宫殿全用黄金和白银打造。

他们游说秦始皇，说能帮秦始皇和神仙建立关系，他们说能够致不死药，但始皇没有盼到。他们后来又同样游说汉武帝，同样没有结果。

他们中历史记载的有：
徐市，齐人，从始皇那带走了童男女千人，入海，费巨万计，但一去不还。

卢生，燕人，替始皇入海找寻神仙羡门和高誓，带回的神仙口信却是“亡秦者胡也。”又劝始皇建复道甬道，藏匿身形，以求获得神仙帮助成就不死药，做“真人”。

侯生，韩客，后来与卢生一起商量，说“秦始皇贪于权势，未可为求仙药”，于是相约着逃跑了。始皇一怒之下，坑了方术士在内的诸生四百六十余人，留下千古“焚书坑儒”的骂名。

他们中有不知名姓者，居然手持秦始皇当年渡江祭祀水神时所投之璧，说是水神的使者，告知秦始皇“今年祖龙死”，是年，始皇果然驾崩。

他们中有孝文帝时的公孙臣，鲁人，说秦是水德，汉是土德，劝孝文帝正朔，改服色，色上黄，因为儒士反对，而没有成功。

有新垣平，赵人。劝孝文帝在渭阳建“五帝庙”，后来又秘密使人手持玉杯，上面刻着“人主延寿”至阙下，自己则立在帝王身侧提前叫破说，“阙下有宝玉气来”。又说，“我预测，今天太阳将两次日中”，那个时候是用日晷测日行，果然一天内两次日影出现在日中位置，于是孝文帝把当年改为元年。后来又预测说，秦时遗失于泗水的周鼎，将在汾阴南重新出现。还没等效验，就被人揭发了献玉杯的骗术，于是被杀头。

汉武帝时有名的有李少君，据说擅长祠灶、谷道和却老方。所谓祠灶，按照李少君告诉汉武帝的说法，就是可以致物(请来灶神)，将丹砂化为黄金，再用这个黄金制成饮食器皿用来吃喝，就可以益寿。益寿就可以去海中见蓬莱仙者。然后封禅，就可以不死。强调说黄帝就是这样成仙的。还称自己在海上仙山见过安期生，安期生吃一种巨枣，大如瓜，合则见人，不合则不见。
安期生在楚汉争霸的时候就出现过，是历史名人。据说当时和楚霸王项羽面谈过，楚霸王后来想重用他，他却隐去不见了。晋皇甫谧整理的《古高士传》中说安期生，号千岁翁，师从的是河上丈人，曾经在海边卖药。秦始皇去琅琊封禅的时候，曾经与他面谈了三天三夜。这些都说明了安期生的传说跨越了秦汉两个时代。既是早期齐地黄老人物的代表，也是汉代神仙家和后期道教共同推崇的神仙。
汉武帝果然被李少君说动，亲自祠灶，但不久，李少君病死。汉武帝却深信他是化去了。就是前面说的方仙道所谓“形解”。

延续李少君神话的是少翁，齐人，他凭借献“鬼神方”得以见上，汉武帝想念死去的王夫人，于是李少君就用“方盖”致王夫人和灶鬼出现在帷幕上，得到了汉武帝的信赖，被拜为“文成将军”。少翁为汉武帝修建了甘泉宫，中间设置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并把汉武帝乘坐的车驾绘制成五色云气车，按照术数，在不同的时辰选择不同的车辆，以规避“恶鬼”，说这样可以“通鬼神”。后来神仙始终不至。于是秘密在牛腹中藏了自己写的帛书，佯装说，这头牛肚子里有东西。汉武杀了牛一看，果然得到一帛书，书言甚怪。可惜汉武帝不是好骗的，他认得少翁的笔迹，于是一拷问，弄清楚了，就偷偷把少翁给杀了。

然后是栾大。据说和少翁是同门师兄弟。他跟汉武说，自己经常出入海中，安期生、羡门这些神仙都见过，并告诉汉武帝说“黄金可成，河决可塞，不死药可得，仙人可致”。黄金、不死、仙人三件事情都是方仙道徒怂恿汉武帝做的，唯独黄河决口这件事，是国家大事，后来汉武帝果然成功堵上了决口。但那时，确是汉武犹豫不绝的时候，栾大的说法无疑让汉武下定了决心。这件事情的成功，让汉武帝格外重视栾大，拜他做“五利将军”，后来又增加了“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三个印，这样他一人就佩四个将军印。后来又赏赐他二千户地，封为“乐通侯”，还把女儿卫长公主许配给了他。这还不完，不久，他又让使者穿羽衣，“五利将军”也穿羽衣，在晚上站在白茅上，接受他的新的加封。这次，他封他做“天道将军”。所谓“天道”的道读“导”，引导的意思，就是为“天子引导天神”。于是几个月不到，五利将军一人佩了六印，有车有房有产业，抱得公主，整理行装，东行入海，求见其师去了。

再然后，那个在孝文帝时期被杀的新垣平的最后一个预言应验了，周鼎果然在汾阴出现了。
接着出现的就是献鼎书的公孙卿。

从始皇到汉武，方仙道众师徒相传，前赴后继，但却一步一步的将黄帝传说日益具象化，并与神仙、方术、房中各种秘术结合起来。其中最成功的是栾大和公孙卿。据说，当时“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司马迁说汉武时期，齐人献的各种神仙奇方以万数，而汉武亲自派遣下海求仙的人则有千数。
这样的气派，让神仙方术一时间成为举国的运动。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在汉墓大量神仙、房中一类的方技书的出现，也才可以约略明白汉墓中造像的内容。

当一种观念盛行的时候，由这些观念主导下的实践，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当时代变迁，那种观念不复存在时，那些实践，看上去都难免变得唐突起来。

站在今天的角度，简单去指摘方仙道的所作所为具为骗术，是并不恰当的。
毫无疑问，黄帝的形象，从古代帝王圣贤的表率，而借助老子为代表“道”的思想的丰富，转化为黄老之学的治国之术，再到成为具体的仙化帝王身体的实践行为，这其中的转换，历史悠久，其中的实践，内容丰富。却老全形，羽化消解，神仙方术，灵丹妙药，导引房中，共同堆砌起来的，则是以黄帝的身体为核心的，一种对于生命认知的深入探索。这其中，方仙道的贡献绝不在少。
至少，尽管方仙道众献上的上万神方，虽然无一能使汉武成仙，但可治疗疾病，却是肯定的事情。
《黄帝内经》的脱胎也完全不能忽视这一观念的土壤。

汉代神仙腔调：

马王堆出品：

T形帛画，原来覆盖于马王堆汉墓一号墓棺椁上。
据说由下到上表现了一个死后成仙的流程。
有专家说，大致可分这么几个阶段：
1、合气 2、治气 3、抟精4、流形5、形解。
这完全是按照方仙道谈人体生命的说法。


棺的头挡：据说为鹿(阳气)登昆仑 。

棺的足档：据说是玉璧(玉闭)抟精。



上面两个图则让人想到了汉武帝的云气车驾。

 

[第十三刀]

第五章 绿野仙踪

芃澜：行文到了第五章，我们该小心的爬梳一下了。

历史的沙漏

□芃澜


庄子曾经讲过一个故事。齐桓公，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建立了稷下学宫的田午，每天捧着古人的书阅读，在堂下做车轮的工匠轮扁，就问他，
“请问您看的是什么？”
齐桓公说：“我读的是古圣人之言。”
轮扁问：“圣人还在吗？”
齐桓公说，“不在了。”
轮扁就轻蔑地说，“那么您读的书是古人的糟粕了。”
听了这话，齐桓公不爽了：“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大王在那里读书，你一个做轮子的唧唧歪歪什么，你得给我个理由，没有理由就掉脑袋。
轮扁从容不迫地说：“我是根据我的经验来说的。比如，做轮子这门手艺，就很讲究火候，火小了烤的太久(徐)轮子就太软不坚固，而太疾(火大，烤的快)了又太硬，但要做到不疾不徐，就是一种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境界，这种境界是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有数存乎其间。所以我的手艺，我无法教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学不会，今年我都70岁了却仍要自己来做轮子，由此可以知道，古代的圣人一定有不可言说的内容，现在他们已经死了，而你所读的内容，不过是圣人辞不达意的糟粕了。”
所以，仅仅凭借文本去揣测，而无法回到圣人生活的时代，圣人书中的微言大义，我们就永远无法窥破。

事实上，时间是扇颠沛流离的大门，只向一个方向打开，随之过往不断消解。
这与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并不一样。
作为个体人，我们常常以自己的人生经验理解时间。以为时间是一个既往的经历，经历过的事情，总应该是清楚的，推论来说，在我们之前的人，应该是承载了再之前的人的经历，一代一代承袭，过往的似乎就成为了铁定的事实。我们总觉得新的时代的人，有权力可以去弄清楚过去，甚至去评说前一个时代，我们说“任由后人评说”，似乎后人必然是清楚过当世人的。
可惜并不是这样。时间其实是在不断消解中，经历过的事情，一旦久了，就开始变得不清楚。确切点说，负载在时间上的前一个时代并非后一个时代的过往，而是一个类似沙漏的结构，凌驾于后一个时代之上，前人时代永远停留在自己的时空中，按照当时的情境存在着，对于后人来说，如同齐人迷恋的海外仙山，知道其存在，呼吸得到其气味，隐隐知道他的腔调，却终究不切实。
五帝时期对于三代来说是这样，三代乃至春秋战国对于秦汉来说也是这样，漫长的古代史甚至近代史对于49年之后的今天来说也是这样，甚至这种变迁的速度更快，时代正变得越来越小，人们对于之前的历史误读也就越来越多。
处于今天的我们，只是在一个层垒的沙漏底层，凭借着上个时代某些飘落下来的信息，扑捉着来自上一个时代的信息，组装着我们心中的精神家园。

《黄帝内经》迷宫的探访，正是这样。
正如庄子所启示我们的，只靠手中《黄帝内经》的文本，去寻章摘句和注释发挥，终究觉得不太切实，有时候我们不太敢肯定，自己说的话，究竟是我在注《内经》，还是《内经》在注我。
如果我们想让这件事情变得确实一些，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设法回到《内经》所在的时空中，或者依靠某些与《内经》相互关联的蛛丝马迹，设法重新进入“内经时代”，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让自己的内心安稳一些。这便是我们迷恋的《内经》的“绿野仙踪”。
对于“内经时代”来说，我们手中的《黄帝内经》只是一本前人传下来的粗略的“藏宝图”，当然有图总比没有图好，但我们仍然需要有更多的切实的信息，这就是“黄帝密码”。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些我们确实了的密码，一个一个排起来，看看会怎样。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可靠的落脚点，这个落脚点，必须是史实，经得住考验。比如之前我们说过《汉书．艺文志》，这是东汉班固根据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的宫廷秘府图书目录整理出来的，代表着班固前汉代学术的总纲。《黄帝内经》的名称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在其中。所以《汉书．艺文志》的记录就是一个可靠的事实。

而后人基于文本的推测总是有些不太确实的，但每一个推测的因由却是值得关注的，这些就是在我们之前去《内经》迷宫中寻宝的前人留下的记录。
比如晋代皇甫谧说《素问》+《九卷》(又名《针经》)是黄帝医书，又各有九卷，与《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黄帝内经》十八卷的数字一致，因此《素问》+《九卷》=《黄帝内经》。
晋皇甫谧像

这个整体是皇甫谧的一个推测，他的推测里面有依靠的事实：
1、皇甫谧时代有所谓《素问》和《九卷》(《针经》)的黄帝医书。其实还有一本《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也是黄帝医书。但皇甫谧并没有将之理解为《黄帝内经》里面的内容。他把三本书按照事类相从的编书原则，以针灸著作为目的汇集成为了一本书即《针灸甲乙经》。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关今本《黄帝内经》的最早文本。
2、今本《黄帝内经》=《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是皇甫谧的一个推测。究竟是不是，还需要证明。
3、其实皇甫谧还有一个读书心得，即比按《史记》《仓公传》，仓公论病精微，其学皆出于《素问》，这应该是第一个指出《仓公传》与《素问》有关的意见。其实也是皇甫谧推测《素问》是《黄帝内经》中内容的另一个依据。因为，皇甫谧认为，仓公的历史功绩就是“发秘于汉皇”。
发什么秘？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仓公之前的医家我们看不到有谈到师承的，更看不到有提到师承禁书的，但汉孝文帝与仓公的问难中出现了。仓公发秘，就指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和《黄帝内经》关系最近的落脚点，首先就要回到司马迁《史记》中的那篇著名的医学史材料——《扁鹊仓公列传》中去。那是我们步入《内经》迷宫的第一个坚实的台阶，是《黄帝内经》藏身于历史的沙漏中自身时空中的第一个明确的坐标。


腔调里的文字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

夫医道所兴，其来久矣。
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澜语：神农尝百草。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淮南子》中有提及，但为医药则是到了晋代才完整的。)
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于后。(澜语：此段文字议论非出自历史记载，与今本《黄帝内经》所述合，应是皇甫谧由《素问》、《九针》而生之议论。)
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澜语：此处有《神农本草经》以及《汤液经法》名，应出自《伤寒论》序。)
中古名医有俞跗、医缓、扁鹊，秦有医和，汉有仓公。(澜语：皆源自《史记》)
其论皆经理识本，非徒诊病而已。(澜语：这句议论非常重要，道出了医经与一般医书的差别，即不是只是讲技术操作的书，而是讲理的。自《内经》以降，中医的面貌始有医经与诊病书的区别。这是中医划时代的一次大变化)
汉有华佗、张仲景。其它(澜语：一说是“华佗”二字之误。)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刘季琰病发于畏恶，治之而瘥，云后九年季琰病应发，发当有感，仍本于畏恶，病动必死，终如其言。(澜语：华佗治疗刘季琰医案，其他地方未载。)
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而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终如其言。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华佗性恶矜技，终以戮死。仲景论广伊芳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澜语：《华佗》事迹《三国志》有载，仲景广《汤液》出自《伤寒论序》。)
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可施用。(澜语：王叔和撰次仲景，王叔和还有《脉经》，其中记述扁鹊等脉法，保留了晋以前的脉学气象，甚为珍贵。)
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澜语：皇甫谧关于《内经》最著名的推论。)
亦有所亡失，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编次。(澜语：皇甫谧所见版本特征。)
比按仓公传，其学皆出于《素问》，论病精微。(澜语：指出仓公与《素问》的关系。)
《九卷》是原本经脉，其义深奥，不易觉也。(澜语：其时《针经》多称《九卷》，《甲乙经》文中凡引《针经》即谓《九卷》。)
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选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澜语：三部同归，皇甫谧却只说《素问》、《九卷》是《黄帝内经》。)
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易》曰：观其所聚，而天地之情事见矣。况物理乎？事类相从，聚之义也。(澜语：“事类相从”为皇甫谧编书法。有删浮词，有除重复。)
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其本论其文有理，虽不切于近事，不甚删也。若必精要，后其闲暇，当撰核以为教经云尔。(澜语：“本论”不甚删。)

 

[第十三刀]

第五章 绿野仙踪

芃澜：《扁鹊仓公列传》是我们登入存在于历史沙漏上空中的第一个坐标，而关于这个坐标我们还没有能够看得太清楚，原因之一，就是扁鹊原来是一个穿越的人物。

穿越的扁鹊
□芃澜
司马迁《史记》列传一共是70篇，其中第七十篇，是《太史公自序》。也就是为历史人物作的列传实际是69篇，其中为医者作传仅有扁鹊和仓公，位列第四十五。他在《太史公序》指出为他们写列传的原因是：“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不同版本中后有修或循字，应为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这句话表明了扁鹊在医学史中的地位。
1、扁鹊是方者宗；医家当时是以扁鹊为宗的。
2、扁鹊的贡献是“言医”，就是重视医理，可能还有著作。
3、扁鹊医理的特征是“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
4、仓公是接近医者宗扁鹊式的人物。
在《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必须和仓公联系起来看。只看仓公部分，就不能完全理解什么叫做“仓公可谓近之矣。”
所以，当我们登上《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这块台阶的时候，我们需要点燃几盏照耀这块台阶的灯火：
第一盏灯就是扁鹊的灯。
在《史记》中扁鹊与仓公是联系在一起并列出现的。如果只点燃扁鹊的灯，或者只点燃仓公的灯，都只能看到情况的一部分。为什么这样说？后面会说到，但在这之前，我们暂且只点亮扁鹊的灯来看一看。
关于扁鹊的事迹。司马迁选了三段故事。
其一是扁鹊见赵简子。
赵简子是春秋时期的人物，名叫赵鞅，大约活动在公元前476年以前，是晋国的大夫，在他手中，赵氏逐渐做大，为后来“三家分晋”，创立赵国奠定了关键性的一步。“三家分晋”，在历史上被看作是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这里的故事就是在晋国大夫们争权夺利，斗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发生的，专国事的赵简子需要找到天命的支撑，于是他昏迷了五天(韩非子的记载是十天)。
赵简子的突然昏迷，让大夫们感到非常惊惧，因为关系到晋国的政局走向，人们迫切需要知道赵简子的生死情况。扁鹊登场了。扁鹊的判断是：“赵简子的血脉很平和，只是睡着了，不用惊讶”。并引述了秦穆公的往事来作为证明。秦穆公为了与天下霸主晋国争霸，曾经需要预言晋国的动乱以争取国内政策的支持。于是发生了秦穆公昏迷七天的事情，之后突然醒来，告诉大家说，“我去了帝所(这里的帝指的天，也可以理解为天堂)，帝告诉我说，晋国会发生动乱，五世不安，之后还会称霸。”于是据此制定介入晋国内政的秦策。后来历史果然发生了这样变化，秦借助扶持重耳，而最终称霸。赵简子在扁鹊诊断后二日半，果然苏醒了，并说了和秦穆公非常近似的话，“说自己去了帝所，帝告诉他晋国将衰落并灭亡，而秦将灭亡周。”这等于是预言了战国时代的来临。这个故事在赵世家中也有记载，应该是赵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代表着天命的转归。总之，在故事中，扁鹊出现了，并且顺利帮助了赵简子完成了他的“之帝所”的奇妙旅行故事。

其二，是扁鹊起死回生虢国太子的事情。
历史上虢国有东西两个，都是周的分封诸侯国。西虢国都在今天宝鸡附近，后东迁，留在宝鸡一小块地方，叫小虢，在公元前687年被秦国所灭。过黄河的一部分，都在三门峡一带，被晋国在公元前655年灭亡。东虢国都在河南荥阳附近，被郑在公元前767年灭亡。总的来说虢国的历史最迟在公元前655年即告终结。《史记》中扁鹊过虢，并到虢国宫门下询问到太子病死的事情，于是自荐可以起死回生，遭到了虢宫中庶子，一位喜方也就是懂医术的官员的质疑。中庶子在春秋时期是负责太子教育的侍从官，因此由他来盘问自荐能够医治太子的扁鹊。扁鹊于是陈述了自己的学术思想(言医)，并判定太子未死(昏迷)。后来果然成功救活了太子。

其三，是扁鹊过齐，见齐桓候。
关于齐桓侯有些争议。因为齐的历史上，没有称为齐桓侯的。有齐桓公一共是两位，一位是春秋五霸之一的姜齐的吕小白，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685-前643年。一位是战国时期的齐桓公田午，在位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74—前357年。扁鹊见到齐桓公，说他有病，如果不治疗，就会深入。齐桓公不听，结果最后不治而亡。

对于《史记》中扁鹊的争论主要来自于三个故事的三个时间：
赵简子是公元前476年以前的人；
最后一个虢国灭亡则是在公元前655年；
而齐桓公小白是公元前643年亡故的，齐桓公田午则是公元前357年亡故的。
如果赵简子的事情为真，到齐桓公田午的公元前357年，也要跨越120多年，则扁鹊的年龄就至少要140岁以上。而要到齐桓公小白那儿，就意味着从公元前6世纪穿越到公元前4世纪，则扁鹊至少要有200岁到300岁。而如果是以齐桓公田午为准，则扁鹊过虢，则要从公元前6世纪穿越到公元前3世纪。
除此之外，在先秦文献的其他记载中，扁鹊还去见过秦武王(《战国策．秦二》)。秦武王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7年在位。

总之，这三个时间排下来，你发现扁鹊duang，穿越了！
穿越了，有什么不对吗？
在争论前，我们可以再点亮另一盏灯，那就是，

神仙观念之灯。
在汉代人的观念中，方者中得道的人，是可以穿越的。在我们前面所述的方仙道的观念中，无论是安期生、羡门、还是安期生的师父河上丈人，都是穿越历史的。在这之前，庄子说的彭祖、列子也都寿命很长而且可以穿越。秦穆公和赵简子梦中可以“之帝所”，那么得道的人也可以自由的穿越时空。
只是后世的学者们普遍无法接受“穿越”这件事情。他们归纳历史，考据挖掘，大体有这样几个看法：
一是，扁鹊是个传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对于神医的尊称。还有人说，原先的扁鹊是黄帝时的大医，如同岐伯一样。
二是，扁鹊是一个集团。他们传承于一门，行医时皆以“扁鹊”自名。
三是，扁鹊确有其人，还考据列出了扁鹊活动的年表。但是那个年表很不靠谱。
四是，有人考证出扁鹊是来自印度的外国人，也许很快有人也考证出扁鹊是外星人。
总之，大家为扁鹊是不是真实的存在，蛮拼的。
看到这些，我们先别急，因为还有几盏灯没有亮起来。

腔调：



澜语：汉代造像石中为人治病的鸟形神医。方仙道塑造的神仙大多是羽人，即鸟形人。但很难说这就是“扁鹊”秦越人。扁鹊叫秦越人是司马迁第一个说的。

澜语：东汉造像石中的扁鹊，人格化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手中持有的正是砭石。

 

[第十三刀]

第五章 绿野仙踪

芃澜：站在异时空《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的台阶上，我们如果只是点亮扁鹊这盏灯的时候，只能看到一个神医的虚影。而只有同时，点亮仓公这盏灯，我们才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就让我们点亮吧。


决死生
□芃澜


站在异时空《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的台阶上，我们如果只点亮扁鹊这盏灯，便只能看到一个神医的虚影。而只有同时，点亮仓公这盏灯，我们才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就让我们点亮吧。

仓公这盏灯。
本书的第一章里，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这也正是本书第一章由仓公开场的原因。
比较起穿越的扁鹊，司马迁写《仓公列传》的依据很明确，因为，仓公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但却是一个迅速消散掉的人物。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两件事情：
1、在汉文帝前十三年五月，仓公被告判肉刑，押解到了京城长安。汉文帝亲自审理了这一案件，结局是，因为仓公的女儿缇萦的陈情，汉文帝不仅赦免了仓公，而且废除了肉刑。这成为汉文帝实行仁政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亮点。
2、在汉文帝改年之后的第四年中(汉文帝改年是在汉文帝十六年后)，后世史家的规矩是记为汉文帝后四年中，淳于意家居，汉文帝专门诏问仓公，于是仓公认真写了一段文字来回答汉文帝的询问。所谓仓公列传，几乎就是仓公这段文字的转述。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这段文字，是以仓公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写的。甚至司马迁在转述为《仓公列传》时还出了一个笔误，就是把汉文帝四年中，写在了文章头，但却在之后补入了仓公被押解赴京的旧事，以至于在行文上有了仓公被判肉刑的错误的时间。
这之后，仓公这个人物就迅速在历史中隐匿了，再也找不到任何踪影，而且仿佛在世俗社会中也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故事，包括在有道术传承的方者中间。张仲景说过“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看上去，所知道的或并不超出司马迁《史记》中所论的范围。作为史官的司马迁，是因为有机会进入宫廷秘府翻阅金匮石函中的文献，而获得仓公在汉文帝后四年中所书的答诏问的文件。这段历史非常蹊跷，但也只能这样。

好在经过司马迁的转述(古人认为史家作传的传就是“转”，转述的意思。)，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份文仓问难的珍贵档案。因此这段文字可靠程度是非常高的。

与扁鹊虚影相辉映的正是仓公的实。但只有把两盏灯都打开，我们才能看到这一平台上呈现的究竟是什么：
汉代医学的顶峰。

《扁鹊和仓公传》的核心是要说汉代医学的顶峰。
再来读司马迁在列传第七十篇中讲述自己写《扁鹊仓公列传》的原话：“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不同版本中后有修或循字，应为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所以这段被写入司马迁精心编织的《史记》中的内容，不过在借用扁鹊与仓公来描述汉代医学的巅峰而已：那就是“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的方者宗的境界！也是因了这个缘故，扁鹊与仓公才能在联合起来在司马迁勾勒的历史地位中，占据了第四十五篇传记的位置。
在对仓公这盏灯的详细情形进行介绍之前，我们还有必要澄清一个后世对司马迁写史的极大误会，而且这个误会也是后世对秦汉之际兴起的经学一个误会。
排名于《史记》列传第七十篇的是司马迁为《史记》所写的序言。与这篇序言相互辉映的是班固后来在《汉书》中为司马迁写传记的时候，引用的司马迁写给故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自己写《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即，司马迁写史是为了替天述道。

记得我们在前面第二章《著至教》一篇中所提及的背景吗？在那时的士人来看，他们使命正在于“上天正在假借他们将亘古不变的经天纬地的文字交付与他们，而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竭尽所能转述它，光大他”。也就是他们肩负着“替天述道”的使命，因此，司马迁写《史记》目中所看所及的人物不过都是道的载体而已。扁鹊与仓公便是医道的载体。这与后世史学的研究正好不同，前者着眼于道的构建，而人事不过是材料而已，因此为了方便述道，事实有时是不必过分追究的，甚至还可进行修改。
而后世则企图追寻的是所谓历史人事的真相，而视“道”为灰尘，一把抹去。他们关注人物的出生年月甚于人物的思想，他们关注文字本身字句的出处，甚于文字所要表述的意思，他们关注真经假经，谁书谁写，甚于经文的微言大义，他们关注司马迁是否严谨，是否弄错了，而不关心司马迁的“天人之际”。故此，后世也容易坠入历史迷雾中，穷经皓首，而诉讼不断。
其实，在司马迁他们看来，他们只是在替天述道而已，他们借用的材料，连同他们本身不过是道的载体，只要道明白了，载体还有什么对与错之分呢？

所以，当我们站立在《扁鹊仓公列传》台阶上，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目光来看，扁鹊与仓公的历史资料，如两盏明灯交相辉映，正清清楚楚地揭示着汉代医道的全息图景。

1、决死生。
在第一章《帝王的理想》里，我们提到过《史记》中仓公的所凭借医术有两条：
一是“决死生”。所谓“决死生”，就是他根据疾病的病情可以准确的预测患者生死以及死亡的时间。
二是“治疗”。有些疾病他是不治疗的，因为在他看来是必死的。换句话说，以淳于意所继承的医学来看当时对明医的判断标准，“决死生”有时还重要过“治疗”本身。

在《仓公列传》中仓公为了回答汉文帝的询问，列举了众多自己的医案，这些医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着重点不是在介绍患者的病情和自己的医术，即没有任何自我炫耀的部分，而是引述自己师承的《医经》内容逐条分析，讲述自己的诊断依据以及对于病情的推断。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写仓公的列传中，除了缇萦救父一小段历史背景外，剩下的几乎就是一份医学文献，所以历来中医学者把这段内容称为“仓公医案”。而所谓“医案”，则是后世众多医家常常采用的医学书籍的文体。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中医的医案是不同于现代医疗制度中的病历的，病历是对医者治疗疾病过程的文件记录，而中医医案，则全无例外，是以医经之理来分析具体病例的医书。把中医医案理解为现代医疗制度的病历，绝对是一种误会。如同后世史家误会司马迁等士所述的史一样，被象灰尘一样抹去的正是最重要的道。
换句话说，仓公列传中，司马迁不厌其烦地直接引述的，正是仓公引述《医经》阐发医道的部分，而所谓《医经》就是仓公从公乘阳庆那里继承来的禁方书，即所谓“黄帝扁鹊之书”，而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决死生”。
借着仓公这盏灯火，我们再来看扁鹊这盏灯，顿时明白无误地呈现出来：

三个故事，就是三次决死生。


题图腔调：

汉代的灯：雁鱼灯

雁鱼灯全系铜铸，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雁额顶有冠，眼圆睁，颈修长，体宽肥，身两侧铸出羽翼，短尾上翘，双足并立，掌有蹼。雁喙张开衔一鱼，鱼身短肥，下接灯罩盖。雁冠绘红彩，雁、鱼通身施翠绿彩。并在雁、鱼及灯罩屏板上，用墨线勾出翎羽、鳞片和夔龙纹。雁鱼灯长34.5、高53厘米。
雁鱼灯由雁首颈(连鱼)、雁体、灯盘、灯罩四部分套合而成。雁颈与雁体以子母口相接。鱼身及雁颈、体腔均中空相通。灯盘圆形，直壁，浅腹，内有两道直壁圈沿。一侧附灯柄，可控制灯盘转动。盘下有圈足，与雁背上的直壁圈沿以子母口套接。灯罩为两片弧形板，其上部插入灯盘内的直壁圈沿中，可左右转动开合，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的照度。灯火点燃时，烟雾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防止了油烟对室内空气的污染。雁鱼灯的四个部分又可自由拆装，便于擦洗。

腔调中的考据：关于淳于意被判肉刑的时间？
仓公的事迹在《史记》中分别出现在《孝文帝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但在时间上有着明显的出入。《孝文帝本纪》中记述仓公以刑罪传西长安记为五月，前条时刻为十三年夏，后条时刻为十四年冬。一般认为是十三年五月。而在《扁鹊仓公列传》则记为“文帝四年中”。文帝时汉仍承袭秦历，五月属于夏，仍可说是一年之中。但是十三年与四年相差却甚是遥远。文帝在位一共是二十三年，在文帝三十八岁那年(文帝十六年)，有人献上刻有“人主延寿”字样的玉杯，于是第二年文帝改元。所以文帝时期有文帝元年一直到文帝十六年，再复从文帝元年到文帝七年(文帝去世)。因此文帝时期计年分为两段，后世把前半段称为“孝文帝前几年”，后半段则称为“孝文帝后几年”。居延汉简有“孝文帝三年”，也有“前三年十二月”都是后世追记的文字。“孝文帝三年”，指的是改元后第三年，前三年，则是指未改前的第三年，两个三年中间差了十二年。这里如果把《扁鹊仓公列传》中的文帝四年，看作是汉文帝改元后的第四年，则应是汉文帝释放淳于意之后的第八年。也就是《孝文帝本纪》与《扁鹊仓公列传》之间相差了八年。古代注《史记》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一般从《孝文帝本纪》中的时间，之后的史书也是，如《汉书》，基本对于《扁鹊仓公列传》中的“文帝四年中”没有解释。我个人的意见是，《史记》《仓公列传》主要参考的资料是关于文仓问难的记录，然后在其中补入了仓公被判肉刑的往事，因此，文帝四年中，是指“意家居”，文帝诏召问仓公的时间。只是，《史记》在整理进入仓公列传并补入仓公获刑的旧事，未及修改。

 

[第十三刀]

第五章 绿野仙踪


芃澜：仓公与扁鹊不一样的地方，正是一个关键之处，扁鹊依靠的是“神仙之药+禁方书”，而仓公依靠的是学习“禁方书”，就可以不断揣摩把握“决死生”之术中的“数”，并接近扁鹊。


方者宗
□芃澜



当仓公这盏灯火点燃，我们再来看扁鹊这盏灯，顿时明白无误的呈现出来：
三个故事，就是三次决死生。

扁鹊见赵简子。赵简子已经昏睡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扁鹊看后说，“血脉治也。”让大家不用担心，并且预言赵简子不出三日必然苏醒。后世史家，总是在赵简子一事是真是假上下功夫，亦或者暗暗怀疑，扁鹊与赵简子串通，故意成就赵简子之帝所的谎言，也因之一并怀疑起扁鹊，却唯独看不到，司马迁在这里引用此事，与在《赵世家》中引用此事大不同，在《赵世家》中，重在说赵简子的政治智慧，暗引天道之循环，古今之兴替，而在这里主角则是扁鹊，要说的正是扁鹊能“决死生”。

扁鹊起死回生虢国太子的事情。这次扁鹊未见虢国太子就已料定其未死，并最终的确使“太子起坐”。正如虢国君主所感叹的：“有先生在，我娃才得以活命，没有先生，我娃就扔去填沟壑了，长终而不得返！”说的仍然是扁鹊能够“决死生”。

扁鹊过齐见齐桓候，一望而知齐桓侯有病，不治将深，齐桓侯不信，反复三次，齐桓侯始终不应，最后一次，扁鹊望见桓候而退走，一言未发，桓候使人追问，扁鹊说，病已经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后五日，桓候果然如扁鹊所说，体病，而扁鹊已经亡去，桓候遂死。说的仍是扁鹊能够“决死生”。

三段故事，一治，一起，一死，皆如扁鹊所言。

我们再转头来看仓公自述：我跟师三年，于是开始为人诊治，到今天终于能够“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
而且仓公还说：
“我从师父那里接受禁方书(黄帝扁鹊书)后，不久师父就死了，因此，我特别采用了写诊籍的方法，将‘决死生’的案例与所传授的经书记载进行对照，不断总结，揣摩所失所得。”
也就是说，仓公在对文帝问难中列举的20个案例，具为其揣摩经法而记录的医籍，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间，逐步达到了“决死生，有验，精良”的地步。但其中，也有一个深深的遗憾，那就是由于公乘阳庆的去世，仓公很多针对“经法”与实践中问题的微妙之处，无法直接向阳庆请教，因此只好靠自己暗暗揣摩。

扁鹊的“决死生”，在先，而且神乎其技。仓公的“决死生”在后，依靠经文和实践，点滴积累，不断揣摩，逐步趋于精良。
是为扁鹊为方者宗，而仓公为近之者。

而这正是隐藏在仓公一个齐国粮仓管理员的微末职位背后的秘密。在汉文帝时期，仓公是握有传说方者之宗扁鹊神乎奇技的继承者。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一开始，扁鹊的出场具有着特殊的神秘色彩：

年轻时，作为渤海郡一家“旅馆经理”(舍长)的秦越人，对旅馆当中一位看似普通客人长桑君有了浓厚的兴趣，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个人很不一般，于是总是小心地照顾他。而长桑君似乎也对秦越人另眼看待，书中说，他觉得秦越人“也是非常人。”
这样的交往，竟然持续了十余年。
于是这一天终于来了。
长桑君与秦越人在一个私密的地方相对坐着，看似随意地聊天，忽然长桑君对秦越人说了：
“我已经老了。”这话有些伤感，但也隐藏着新的话机，果然长桑君接着说：
“我有禁方，想传给你，你千万不要向外人泄露！”
那一刻，秦越人一定感觉到了特殊的气场，一种压抑、神秘、莫名兴奋，有着某种祭祀时才具备的特殊气场。
他不由深深拜倒，恭敬万分地说：“敬诺！”
那天，在长桑君忽然不见之后，秦越人的怀里多了一套禁方书，那是长桑君身上全部的秘密。夜晚，他按照长桑君的嘱托，把长桑君赠送给他的一颗神秘的药物，合着“上池之水”，吞了下去。三十天后，秦越人居然可以看到了墙那边的人，于是他的命运改变了。
他以此看人体，则五脏症结都看得清清楚楚。于是，他开始四处行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被称为“扁鹊”。

换句话说，扁鹊之学也是有所宗，传承着再之前的禁方书，长桑君在《史记》中，有句话叫“殆非人”也，即神仙。在齐地和赵地流传的有医术的神仙，大抵是鸟的形态，即似乎暗示着，秦越人是传承了神仙之术者，而且秦越人也因为服食仙药，而同时成为了有着特殊功能的神医扁鹊。因此他能穿越春秋战国时代，其名广为传颂。


那么完整来看《扁鹊仓公列传》：
从神医扁鹊到仓公，其实是一个从神到人的转化过程。
凡人仓公，依靠传自神仙的扁鹊医经，加上不断地实践揣摩，也逐步从普通方士，渐渐地接近扁鹊“决死生”一般的神奇境界。
仓公与扁鹊不一样的地方，正是一个关键之处，扁鹊依靠的是“神仙之药+禁方书”，而仓公依靠的是学习“禁方书”，就可以不断揣摩把握“决死生”之术中的“数”，并接近扁鹊。去掉了神仙亲授，而转借师门的秘密传承，去掉了神仙药物的帮助而获得的特殊身体，而依靠“禁方书”的经义，加上实践揣摩，则一个普通的人也可以逐步迈入神奇的“决死生”之境。
这里讲述的秘密是：
医学正从暧昧不清的有赖天授的神奇技艺转化为可供普通人学习的书写着的医学。换言之，天道变为了人学，这正是秦汉之际最为重大的医学史的革命！
而这正是《黄帝内经》这样的医学经典产生的重要背景！


题图腔调：


澜语：汉代砖刻造像拓片。仙人骑虎。
在汉代，仙人的形象大多都是鸟形的，这得益于方仙道鼓说，加上汉武帝的大规模求仙，而深入民间。因此看到鸟形医者的形象，不能立即就说是扁鹊，因着那时的仙人大概都是这个造型，只能说，扁鹊的形象是有着神仙的血缘的。

 

[第十三刀]

第六章 守数精明


芃澜：在司马迁《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是一个投射在仓公身上的虚影。当我们这么看的时候，恰好是这个虚影暴露出了很多的秘密。



扁鹊医案
□芃澜



在《黄帝密码》外章《仓公自述》中，我虚拟了仓公的语气，提到了扁鹊姓秦名越人的说法出自仓公。
我必须说，这是我的推测。
作为一个严谨的述者，这一点我必须向各位读者坦白。
如同皇甫谧推测“《素问》九卷+《针经》九卷=《黄帝内经》十八卷”一样，我推测了司马迁《史记》中这些内容，作为关于扁鹊的档案，是在之前的历史文献中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仿佛凭空突然出现，其原因是司马迁看到了汉文帝从仓公身上获得的禁方书中扁鹊书的内容而确定下来的。

这个猜测当然是有理由的。
首先一个理由就是司马迁的写作态度。
司马迁是一个严谨的人。
他强调自己是一个述者，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述者。
他写了传说中的黄帝，为了写好，他除了看古今文字，还进行田野调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由来。今天的考古挖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写历史人物传记，司马迁同样一丝不苟。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王的事件，在以标榜反对秦国暴政而起家的汉，是一个被正面宣传以至于家喻户晓的故事。但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荆轲在刺秦王的时候，殿上的一个特殊的人物关键时候出手挽救了后来的秦始皇。这个人是秦王侍医，名叫夏无且。按照秦法，左右群臣在殿上不能携带武器，所以正在荆轲图穷匕见，追逐仓惶躲避的秦王，而左右又无可奈何的时候，是夏无且将手中捧着的药囊掷向了荆轲，为秦王拔出佩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于是荆轲失败。

夏无且这个细节是司马迁加进去的。
若问你怎么知道？
两个理由：
一是汉代造像石。
荆轲刺秦王是汉代造像特别喜欢的内容。目前发现的荆轲刺秦王汉造像石中，人物众多，场面刻画细腻，但惟独没有夏无且。出手阻拦荆轲的是一位大臣，他拦腰抱住了荆轲。而向荆轲投掷东西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秦王自己，投掷的是手中的玉璧。殿下的武士持剑盾及时赶上，救护了秦王，而杀死了荆轲。
这个内容的造像石，至少在山东和四川两个不同的地方都有发现。这充分说明了在汉代民间流传更广的荆轲刺秦王故事的说法是与司马迁《史记》非常不同的。
另一个是司马迁自己的解释。
如果没有争议，他就不需要把夏无且这个细节拿出来特别说明一下了。他在《史记》中说这个细节的由来是他听一个齐国人说的，这个人非常有名，他就是献天人三策给汉武帝的董仲舒。董仲舒怎么知道的？因为在秦灭亡后，夏无且回到了家乡广川，并与大儒董仲舒成为了好朋友，这是夏无且亲自告诉他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说明了这件事情。
《战国策》中也记录了夏无且的事情，但是，《战国策》是司马迁之后，另一个可以进入秘府的人刘向编写出来的，因此，这个细节是他根据司马迁《史记》补充进去的。

这件事情，和扁鹊有什么关系吗？没有。
但是他生动说明了，司马迁对于人物事件细节的追求，他尤其喜欢那些别人或者前人不知道的，或者不掌握的材料的搜集。
司马迁为扁鹊写传记，尽管扁鹊是个大名鼎鼎的传说人物，但他的写法仍然是写出了与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扁鹊不仅有姓名、出生地甚至还有师承。这份详细的个人档案，在司马迁之前的关于扁鹊的任何历史文献中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司马迁不可能在没有掌握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妄说。
秦始皇最信赖的侍医夏无且是广川(今河北靠近齐)人，扁鹊是渤海郡人(今河北)，公乘阳庆是齐人，仓公是齐人，他们都来自方仙道最活跃的区域。扁鹊与仓公的传承方式，都明显有着共通的秘密门派的特征。这样的记述，是很隐秘的。这些内容只能出自门派内部人之口，或者其文献。所以我冒昧的推测，司马迁是看到了文仓问难后，仓公被迫献出的禁方书的内容，才有了关于扁鹊生平这样细致的描述。
这个推测的理由还有一个事实。
司马迁笔下的扁鹊与他之前见于诸子百家笔下的扁鹊还有在细节上的一个差异，那就是，司马迁选择了一个案例，是充满了医家医案味道的案例。亦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案例是司马迁在看了仓公的禁方书后，从禁方书中选择的扁鹊医案。因为，这个故事里面充满了医学术语。他使我们可以直接窥探扁鹊医派的医学体系特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腔调

汉代造像石：荆轲刺秦王
荆轲追逐秦王绕柱奔走，殿上乱作了一团。一位大臣拼死拦腰抱住了荆轲，秦王举起手中的玉璧投向荆轲，在无奈之下，荆轲奋力掷出了匕首。锋利的匕首竟然穿透了柱身，可见这一掷力气之大。而此时，殿下的武士已经持盾与剑奔赶过来。

 

[第十三刀]

第六章 守数精明


芃澜：司马迁从秘府中挖掘出了扁鹊医案，并转述在《史记》，使我们有机会最近的距离接触所谓《扁鹊医经》的真容。

支兰藏
□芃澜

司马迁《扁鹊仓公列传》中为了说明扁鹊能够“决死生”，讲述了三个故事，但其中有一个故事，显得特别突出。那就是扁鹊起死回生虢国太子的案例。
突出在两个地方，一是格外详细。
比较起来，扁鹊见赵简子和扁鹊见齐桓公都显得简略的多。而救治虢国太子的故事则相当详细。故事写的一波三折，先是与虢国负责太子教育的中庶子一番对话，中庶子怀疑扁鹊的医术。从而引出扁鹊对医学的一番见解。然后是中庶子被惊的合不拢口慌忙回去找来虢君，虢君声泪俱下求扁鹊为太子医治。最后是扁鹊成功挽救了太子。文字中大段的对话和描写，一丝一毫也不吝惜笔墨。
另一个突出的地方，就在于这段文字中充满了医学术语。甚至于其中有些段落，直到今天，中医界还无法完全读通读懂。
这说明什么？
说明司马迁这段内容，一定是从某个医学文献中引用过来的。这种专业的描述，几乎不可能是非专业人士能够随口讲出来的。司马迁一定看到过一份医学文献，他觉得这份资料更为可靠，于是，转述了过来。
这是司马迁作为述者，非常专业的一面，表现出了他对其他专业的尊敬。这一点也体现在他写《仓公列传》的时候对于材料的处理。对于涉及到的医学专业的内容，他同样是原封不动的，只是转述了文仓问难中仓公所陈述的一个又一个医案。
换句话说，司马迁的“扁鹊过虢”是一个扁鹊医学的技术帖，是一则扁鹊医案。
等等。你或者仍觉得有些疑问。
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
扁鹊的这个故事，不是他第一个写的，也不是最后一个写的。
在他之前一位名叫韩婴的人也写过。韩婴是西汉的大儒，汉文帝的时候的博士，主要学术方向是《诗经》和《易经》。今天留下来的著作是《韩诗外传》。里面也写了扁鹊过虢，但是文中扁鹊只是指出患者是“尸厥”，并无仿佛《扁鹊仓公传》中那样详细专业的病情分析。即使是司马迁之后，奉旨进入秘府主持文献整理的刘向，在自己的著作《说苑》中提及这个案例时，也没有出现司马迁那样的大段医学术语的病情分析，而是和韩婴一样，轻巧地回避开了。
类比一下，如果是在生活中，不是专业人士的你向他人描述一个医生的神乎其技，你会着迷于用专业术语来进行病情分析吗？你只要说明白了是什么病就好了，重点在于说，扁鹊使一个被别人认为已死的患者重新活了过来，不是这样吗？
无论是司马迁之前的韩婴还是之后的刘向，都是用了这种最合乎常理的方式来讲述这一事件。恰好是这一点，也分明地表现出了司马迁所引述的内容的不同寻常。
我在之前分析过，司马迁写《扁鹊仓公列传》，要说的不仅仅是扁鹊这个人怎样，而是要借助扁鹊和仓公为西汉时期的医学(方技)巅峰立传，那么就必须深入到医理里面，而这些内容，则只可能借用来自可靠“方技资料”的直接转述。
那么司马迁看到了一份可靠的医学资料，并最终导致他写出了《扁鹊仓公列传》，这个结论就显得要合理的多了。而我的推测是，这份资料来自于仓公，这也是司马迁将扁鹊与仓公并为一传的内在原因。
扁鹊为方者宗，而仓公则是西汉时期的活的继承者。
在处理完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要借助司马迁所述的扁鹊医案来看一下这则医案又告诉了我们别的什么。
开头我说过，这段医案中的医学术语，到今天中医界仍不能完全读通读懂。
这说明，里面的医学术语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或者是属于扁鹊独有的术语内容。他和我们今天接触的医学术语都不一样。
比如其中这句：
“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
什么是“支兰藏”？今天的我们就无法理解。
而用“夫”字开头这样的话，代表是后面的文字引自某种经文的成说。作为扁鹊在讨论病情时，引述经文式的语言，透露出扁鹊所秉持的医学体系，也得自有书。
类似的方式，在仓公医案中，也多次出现。如仓公在分析病情“并阴”的时候，便会引述经文：“《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在讲述齐王中子孩子病情的时候，引述说“《脉法》曰：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等等。几乎一个案例就引述一段，表现出其将医案与经书相参的特征。但这些文字脱离开经书以后，就构成了理解上的问题。除非找来原文，否则我们很难窥破其中全部的秘密，但这正是我们这次《黄帝密码》之旅不能放弃的地方。
我们正是想从这些今人不能阅读的文字中去窥破扁鹊医学的特征，并借助迈向《黄帝内经》的奥秘！

文中腔调：
司马迁笔下的《扁鹊过虢》。

其后扁鹊过虢。
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于众事？”
澜语：这个开头，韩婴的文字称虢为“虢候”，则暗示是虢国灭亡后仍保有虢之封号的虢，称太子为“世子”。司马迁改为虢国，则将扁鹊的这段故事向前推移到了春秋后期。但年代的问题始终存在，刘向干脆写这段故事时改成了“赵”，在年代上使赵简子时代的扁鹊与过虢的材料得到了统一。
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厥而死。”
澜语：中庶子的这段话，韩婴和刘向所写的与司马迁也很不同，他们都是简略的一句话，韩婴是“世子暴病而死”，刘向是“王太子暴疾而死。”而司马迁的特点则是借助喜方的中庶子之口讲了这么一大段充满医学术语的病情分析，这段话，我们可以看成是虢宫的医生们的观点。
扁鹊曰：“其死何如时？”曰：“鸡鸣至今。”
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
“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未尝得望精光侍谒于前也。闻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
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儿。”
澜语：中庶子这段以上古神医的神奇医术来压服扁鹊的说词，洗练地表达出了一般世俗中对于最高明医技得描述，但这段很不同于韩婴和刘向的说法，韩婴和刘向大体一致，提到了上古一位神医，叫弟父(刘向说是苗父)，中古才是俞拊(跗)，上古苗父凭借的是巫术，中古俞拊也类似，刘向提到了经络，这个在司马迁文字中未出现的名词。后面我们会分析。
终日，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郗视文。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
澜语：这里扁鹊提到了自己的诊断之术。但把“脉诊”放在了一边，因为此处，他并未把脉，而把“言病”，即“问诊”作为诊断的依据。关键是后面，以阴阳来推论病情，这正是扁鹊一系的一大特征，我们还将在后面细致分析。
中庶子闻扁鹊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挢然而不下，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虢君闻之大惊，出见扁鹊于中阙，曰：“窃闻高义之日久矣，然未尝得拜谒于前也。先生过小国，幸而举之，偏国寡臣幸甚。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言末卒，因嘘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长潸，忽忽承跃，悲不能自止，容貌变更。
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繵缘，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蹙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澜语：这段话就是读不通读不懂的那段，后面我们将重点分析。
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闲，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
澜语：扁鹊疗疾的方法也非常重要。我们也将探讨。
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