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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中医爱好者,没有进过中医学院学习过,只是因为迫于无奈,与中医打起了交道.所谓恨病成医者也.所以颇知学医之难.
一 辨证难.一个人得了病,首先一条要通过四诊八纲,来看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有关的书上介绍了不少,但要从这众多的症状得出个正确的证候.颇难.为什么,望闻问切,切脉是一个硬功夫.初学中医者,尤其是自学者,全凭自己摸索.没有人可以请教.难啊!直到现在,脉的细微之处, 我仍一无所知.
二 知药难:药物繁多,药性复杂,炮制各异,不是单凭看点药性赋所能应付.我的感觉处方与实际用药区别很大.比方说,有不少的方子用人参,但并未具体指是何种参,是野山参,还是园林参,是红参还是白参.没有,笼统讲人参,就让人不甚明白.以前的书讲的比较明白,比如牛膝,是淮牛膝,还是川牛膝,都要讲清楚,前人比较重视,就是怎么炮制,都说的很清楚.所以我建议大家处方时能否说的详细些.有人可能说,你何必那么认真,是那味药不就行了吗,药理还不是一样.我说,马虎不的,性命攸关.药用的不细,势必影响疗效.
三 处方难:初学中医的都知道,开始处方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抄成方,然而疗效有时却差强人意,为什么,并不是方子不好,而是我们在用方的时候.没有和具体的病人结合起来.虽然我们也讲,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实际做起来,非常之难.处方时,在药物的用量上有很大区别,是规定的剂量,还是看情况而定.我在看医案时,也发现有两种观点.叶天士,蒲辅周认为用药宜轻,宁可再剂,不可重剂.而陈修亭,王智贤都主张用药要重,往往超出常规剂量的数倍.张锡纯也是如此. 我想他们之所以敢于大剂量的运用.一是他们对药性了如指掌,二是对症,三是可能一开始也是用常规剂量,而疗效不显,而改用大剂量.总之我以为他们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结论.记得我用王智贤的从独活寄生汤变化而来的方子，用治风寒湿痹．威灵仙的用量达到30克．我心里就没底，实践证明，他是对的．还有方子的加减问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主症对了，但兼证不尽相同，哪些药，应减去，哪些药应加上．就很让人头疼．
四 变通难．其实在治疗过程中，病情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就需要用方时也随之而变．疗效也有，但见效不著，是另换良方，还是依法守服．这有个时机问题．但初学时，实难把握．
以上是我的一点粗浅体会，请方家斧正．谢谢．
一 辨证难.一个人得了病,首先一条要通过四诊八纲,来看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有关的书上介绍了不少,但要从这众多的症状得出个正确的证候.颇难.为什么,望闻问切,切脉是一个硬功夫.初学中医者,尤其是自学者,全凭自己摸索.没有人可以请教.难啊!直到现在,脉的细微之处, 我仍一无所知.
二 知药难:药物繁多,药性复杂,炮制各异,不是单凭看点药性赋所能应付.我的感觉处方与实际用药区别很大.比方说,有不少的方子用人参,但并未具体指是何种参,是野山参,还是园林参,是红参还是白参.没有,笼统讲人参,就让人不甚明白.以前的书讲的比较明白,比如牛膝,是淮牛膝,还是川牛膝,都要讲清楚,前人比较重视,就是怎么炮制,都说的很清楚.所以我建议大家处方时能否说的详细些.有人可能说,你何必那么认真,是那味药不就行了吗,药理还不是一样.我说,马虎不的,性命攸关.药用的不细,势必影响疗效.
三 处方难:初学中医的都知道,开始处方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抄成方,然而疗效有时却差强人意,为什么,并不是方子不好,而是我们在用方的时候.没有和具体的病人结合起来.虽然我们也讲,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实际做起来,非常之难.处方时,在药物的用量上有很大区别,是规定的剂量,还是看情况而定.我在看医案时,也发现有两种观点.叶天士,蒲辅周认为用药宜轻,宁可再剂,不可重剂.而陈修亭,王智贤都主张用药要重,往往超出常规剂量的数倍.张锡纯也是如此. 我想他们之所以敢于大剂量的运用.一是他们对药性了如指掌,二是对症,三是可能一开始也是用常规剂量,而疗效不显,而改用大剂量.总之我以为他们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结论.记得我用王智贤的从独活寄生汤变化而来的方子，用治风寒湿痹．威灵仙的用量达到30克．我心里就没底，实践证明，他是对的．还有方子的加减问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主症对了，但兼证不尽相同，哪些药，应减去，哪些药应加上．就很让人头疼．
四 变通难．其实在治疗过程中，病情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就需要用方时也随之而变．疗效也有，但见效不著，是另换良方，还是依法守服．这有个时机问题．但初学时，实难把握．
以上是我的一点粗浅体会，请方家斧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