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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沽史话》第十七期——近代天津中医名家之一：精于伤寒温病的董晓初
董晓初，江苏武进人，1901年生人，1968年逝世，享年67岁。一般来说，中医大夫长寿者多。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劫难，一生普济众生的董晓初或许也是长寿者。他的“英年早逝”，对于天津中医界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秉承家训 励志悬壶
江苏是个出名医的地方，别处不提，就说天津，不少名医的原籍都在江苏，他们中既有中医，也有西医。中医有陆观虎、董晓初、杨达夫等，西医如施锡恩、范权、杨济时等。这里人杰地灵，文化底蕴历来深厚，又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为人才的辈出提供了很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董晓初之父名董坤福，家里有良田过顷，在当地是个富户。然而，董父并不骄奢，对子女教导极严，以书香门弟播誉乡里。故晓初自幼受到极好的家训，聪颖好学。虽生于富足之家，却常怀济世之志，至14岁时即在家乡无锡的雪堰桥镇拜师学医。乃师奚慕唐先生谆谆以教，晓初孜孜以求。如是整整五年，其师的医道、医法、医理，晓初谙熟于心，更承袭了其师济世救人的医德。19岁那年，他辞别父母，拜别了师傅，踏上了悬壶济世之路。
他到了东北沈阳，投奔一远房亲戚。20岁时考取了中医师执照，正式开始了从医生涯。
晓初居沈十年，日间坐堂行医，夜晚伏案攻读，岐黄之术及至经史子集靡不涉猎。《内经》、《伤寒》、《金匮》、《本草》更是苦心钻研，如此学业渐丰，学术渐进，声誉渐享。孰料医业渐入辉煌之际，日军铁蹄踏入东北，三省人民遂遭涂炭。晓初不愿做亡国奴，被迫无奈，于1931年悬壶来津。
然而，天津亦非太平盛世。官场腐败，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已经占领了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地觊觎全中国的领土。而此时的国民政府不仅政治上无能，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压制民众的抗日情绪，而且还对祖国的传统医学采取排斥和压制政策。1929年竟由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案》(全称为《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生之障碍案》)，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一时中医药学濒于绝境，中医大夫行医诊病遇到重重障碍。不仅如此，还经常遭到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甚至抢劫。广大中医大夫边与当局抗争维护祖国医学的合法地位，边坚持行医，以实际行动弘扬祖国医学。在这种背景下，董晓初来到天津行医自然十分艰难。然而，他却凭着深厚的传统中医理论和精湛的医术迅速在天津这个中医云集的大都市站住脚跟，取得一席之地。医誉日隆，求诊者踵至，四十岁时已名噪津门。
摒私忘我 爱党爱国
虽说董晓初在沈阳行医十年，但毕竟是创业初期，刚刚起步，身上并无什么积蓄。1931年底夫妻二人来津时，生活十分艰辛，又举目无亲，无钱买房或租房，只好暂住小旅店内。吃咸菜是常事，有时甚至蘸着盐吃干粮。生活的困苦并不曾泯灭董晓初的意志，反而更促使了他对医术的刻苦追求。经过几年奋争，不仅医术有了精进，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开始有了正式居所。1932年，租到了现在的山东路良世里两间平房，算是有了家。两年后又迁入了现在的承德道两楼两底的一所小楼，生活境况大为改观。几年后，又租到了现在的滨江道兆丰路明德里一处三层七间的一所小楼，一家人从此定居下来，至晓初去世，未曾离开。董晓初一生未置房产，全是租房居住。
此时，董氏已经是名噪津门的名医，医术高超，生活自然比以前优越，家中雇有保姆和车夫，但诊务更加繁忙，几乎无片刻休息。每天三处坐堂，还要出诊。当时西开教堂前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上有一聚兴和药房，此处为总号，另有一分号在东马路。董晓初每天上午去东马路聚兴和坐堂，下午到福煦将军路的聚兴和坐堂，晚上再去惠中饭店楼下的永安堂，有时也有出诊的时候，每天约看百十号病人。由于医术精到，达官贵人求医者不在少数，其中就有天津市市长张廷锷。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董晓初衷心拥护新政权的建立。新政府大力扶植中医事业，认为中医师单独的个人行医终究力量有限，不利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和壮大，于是倡导中医走合作化的道路。董晓初积极响应新政府的号召，于1952年成立了天津市第一个中医联合诊所——兆丰诊所，并亲任所长。他不仅投入了资金，还将自己的住房一层让出，供诊所使用，一家十口挤入二楼的三间房子内(此时三楼的一间已被房东收回)。
一楼三间房，两间作诊室，一间作药房，进门处作挂号。诊所刚成立时连董晓初在内共九人，大夫董晓初、田乃庚、郭寿同、董贤隆、秦心斋、王凤德，药房谢万藻、殷悦荣，殷悦荣兼管药库，挂号王洁泉。1953年，长子董建仁加入，至此共十人。
不久，兆丰诊所在津门便具声望，慕名求诊者甚众，诊所已显狭小而不适用。为满足广大患者就诊之需，1955年8月，董晓初用诊所积累的公积金，购买了辽宁路123号楼房扩建诊所，此处即现在的劝业场卫生院。原兆丰诊所全部迁入新址，人员未变，但增加了一名西医化验，虽无西医大夫和西药，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董晓初先进超前的医学思想。一年后，他聘请了曾获官费赴法留学的西医孙璧儒来所应诊，成为中西医联合诊所，这在当时也是颇为罕见的。彼时，董晓初诊务十分繁忙，除门诊外，每天还要料理诊所一应业务事项，有时还要出诊，每天仍不下百余名患者，其收入也很可观，每月近千五百元。
1956年，市政府决定成立天津市立中医医院。是年6月，天津市卫生局聘请董晓初参加该院筹建工作，并任内科主任，工资定500元。当时天津医务界一级工资320元，二级工资280元，卫生局给他定二级工资另加220元津贴。这个工资相当于当时国务院授衔的二级教授工资。国务院授衔教授一级是600元，天津仅有10位医学专家享受这个级别的待遇，而且均为西医并无中医。如此说来，董晓初的工资待遇并不算低，然而与联合诊所时的收入相比，仅为三分之一，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董晓初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放弃了自己丰厚的收入，而且还将兆丰联合诊所无偿地献给了国家，也辞去了所长职务，由田乃庚接替。他说：“没有共产党即无今日之幸福安定，个人岂能计较于金钱之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中医医院的工作，日无闲暇。每天除应诊外，还有科务工作、院务工作，比起联合诊所要繁忙得多。家人怕他身体吃不消，他说：“拯危祛疾，造福人民乃最快乐之事，舍此无所求。”时值中医后继乏人，董氏精心培育后学，将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毫无保留地传育青年，造就了大批中医人才，门墙桃李，遍及天津、华北。
从1956年6月至1966年8月，这十年，董氏一直工作在天津市中医医院，为了新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这十年，也是他事业的巅峰，他的名字与陆观虎、赵寄凡、哈荔田、王季儒、古今人、顾小痴、杨达夫、邢锡波、叶希贤、何世英等同列天津中医界榜首。除担任天津市中医医院内科主任外、还任天津市卫生局中医考试审查委员、中医公会副会长、中医处方鉴定委员、“西学中”学习班顾问等，并兼任了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传染病医院、南开医院等市级医院的中医顾问。这期间，他还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1956年9月，经陆观虎和杨达夫介绍，他认识了这个组织，了解到这个党的性质和宗旨，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为了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决定加入这个党派。1963年3月，在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市委委员和常委。从1955年6月起，他任市政协第一届到第四届委员，第三届、第四届常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非常强调改造世界观，特别是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更强调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学习，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认真改造自己。他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是党的一位亲密朋友。
随着年事增高，他日益感到了时间的紧迫，他常说：“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得抓紧时间多做些工作。”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使他的这种美好愿望成为泡影。1966年8月，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被隔离审查、批斗、抄家、强迫劳动。然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并没有将他压倒，被折磨一天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仍翻阅书籍，查找资料，拟定科研方案。但多数书籍被造反派抄走，所剩零星单本儿也被糟蹋得残缺不全。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改变晚间读书的习惯，将就着读这些残缺本。在自己已经受到迫害的那个非常时期，没有动摇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仍鼓励家人：“要相信党。”当时他已身患高血压病，每天的强迫劳动、交待问题，使他的身体受到了进一步的摧残，终于有一天他倒下了，1968年7月4日，他带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迫害离世了，享年67岁。
1978年7月，中共天津市卫生局党委做出了“为著名老中医董晓初大夫平反的决定”。是年10月26日，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政协天津市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卫生局联合在水上公园的烈士陵园举行了董晓初先生骨灰安放仪式暨追悼大会。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白桦主祭并向董晓初先生敬献花圈。市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赵平主持了大会，中共天津市委、市革委及有关部委领导、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领导、天津市医药卫生界知名人士、董晓初先生的生前友好及亲属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和追悼大会，并敬献了花圈。天津市卫生局革委会副主任刘金致了悼词。悼词说：“董晓初先生自1956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接受党的领导，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认真改造世界观，思想上进步是很大的。”“董晓初先生致力于中医事业，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技术上一丝不苟，治疗上认真负责，对患者服务态度热情，无保留地培养徒弟，认真教学，口传心授，精心指导，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祖国医学当成一个伟大宝库，认真总结经验，在内科、妇科、儿科、伤寒、温病、心脏病等方面都写出了很多论文，尤其对温病、伤寒、心脏病更有独到之处，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董晓初的逝世，无疑是天津中医界的一大损失。这个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医术超凡 自成一家
董晓初精于医理，学有渊源，博及医籍，择历代医家之所长而博古融今，对内、妇、儿科造诣颇深，尤对温病、伤寒、心脏病更有独到之处，并善将伤寒、温病熔为一炉，力倡中西医之结合，阐古而启新。处方用药严谨精炼，别开生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董氏学派，故疗效卓著，遐迩求诊者，日以百计，每于险恶违逆而化险为夷，久病沉疴而渐入佳境，活人无算，深受患者信赖和爱戴。
他治疗经验丰富、理论根基扎实，但因生前忙于诊务及某些社会工作而无暇著述归纳。晚年时，欲将平生临床经验加以整理，握管书之，以裨后学。然而，一场动乱，使他壮志未酬，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医事业。今借整理其生平事迹之机，对其在中医学上的贡献和成就作一简述，以告慰这位一代名医。
一、推崇经典，旁及各家
董氏对中医经典著作极为推崇，于《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颇有研究，深得奥旨，述病因、论病机、立治法，选方药，每引经据典，析理阐微。于晚年诊余之际仍手不释卷，择要随记。尝谓：“经典乃医学之锁鈅，非读书明理，终是昏庸之辈。不知医理而行其道，必漫无边际，实如盲聲。”又谓：“但习经典而不及各家，尚不足为良医也。只有博览群籍，才能汇通诸家之学而为己用。对各家之说当择善而从，选良以用，由博返约，求深求精。”故董氏不仅注重经典，而且对诸家之学亦无不精心研读，博采众长而汇通诸家，参以已见而每有创新。
与任何一门学问一样，中医也是讲流派的，而且这种讲究非常严格，所以在外人看来，中医很保守。这是因为，中医历来讲师承，老师是什么流派的，学生就继承什么流派，而且不敢跨越雷池。然而虽然比较保守，也必须有创新和发展，否则中医早就消亡了，不会发展到今天，更不会走向世界。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以后成书于汉之前的《难经》，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与《黄帝内经》一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东汉张仲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当时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著作以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的方法对外感疾病和内伤杂病进行诊治，确立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法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医学的又一部经典。在《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基础上，历代医家均从不同角度发展了中医药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就是典型的代表。四家各有创见，在理论和治疗上均有独到之处，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到了明清时代，中医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派——温病学，它标志着中医传染病学的高度发展。其代表人物是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和王孟英。吴又可著《瘟疫论》，叶天士著《湿热病篇》，吴鞠通著《温病条辨》，薛生白著《湿热病篇》，王孟英著《温热经纬》，五人均围绕温湿热病论述施治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被后人命名为温病学，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温病学说对完善中医理论体系，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样，自明清以后，中医基本形成了两大学派：“伤寒”和“温病”。“伤寒”学派者，辨证施治、用方皆遵“伤寒论”；“温病”学派者，辨证施治、用方 皆遵“温病学”。也就是说，同一种病，伤寒学派的医师用伤寒理论去诊治，温病学派的医师用温病理论去诊治。两个学派，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性。董晓初早年主攻温病学，宗叶、薛、吴、王，而尤崇尚吴鞠通之《温病条辨》，故对温热病研究深入，疗效突出，属于“温热派”。但他并不排斥伤寒学派，而是兼收并蓄，取之所长，有时将二者融为一体进行临床施治。渠疗温病，除采用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外，还结合专病而采用伤寒六经辨证，取得良效。1962年，他每星期两次去天津市传染病医院会诊查房，指导临床治疗，使很多传染病患者及时恢复了健康。1963年，他发表了《中医中药治疗肠伤寒25例临床观察》的论文，对利用温病学说治疗热性传染病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董氏利用中医理论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进行辨证分型，在中医经典《伤寒论》炙甘草汤和《温病条辨》三甲复脉汤两方的基础之上，结合个人临床经验，于1965年研制成治疗心脏病的良药“651丸”和“653丸”。其中“651”丸对治疗“气阴两虚型”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供血不足及心律失常等重症疗效显著，深受患者赞许。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按此方配制投产，并命名为“通脉养心丸”，行销全国，经久不衰，沿用至今。董晓初将此药的配方无偿献出，至今传为佳话。在后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此药于1987年荣获天津市科研成果二等奖。可惜此时董晓初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他若有灵可知，会含笑九泉。
二、注重胃气，百病可安
董氏认为：“治病必求其本”而以“脾胃为本”更为重要。尝谓：“脾胃为脏腑之本。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化生气血津液以养生五脏六腑，脾胃健则五脏安，故医者审病不可不察脾胃之虚实。”又谓：“伤寒、温病有伤阴伤阳之别，其治有救阴救阳之异，然而在‘和胃气’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内伤杂证也应以胃气为本。”脾胃受损，后天失养，则百病生。若中气不足，化生无源，是久病难愈的重要原因。若过投攻伐之品，更伤脾胃。“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 故临证之时，董氏首重胃气，每于疑难大症而收佳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时，曾治一重症肌无力女性患者，该患者罹病两年，服滋肝補肾之品约百余剂，未见起色，经友人介绍由沈阳来津求治于董氏。当时，病人语声低微，眼睑下垂，咀嚼吞咽苦难，舌淡苔白厚腻，周身软弱无力，生活难以自理。董氏认定系由中气虚衰所致，遂予以参苓白术散佐通经活络之品，方药仅十几味，且用药很轻，一剂不过两(注：旧度量衡，合今31.25克)许。友人或疑药力轻薄难以胜病，故询之。董谓：“虚损久疾，益肝肾不如调脾胃。夫药饵入于胃，俟脾运化而布四肢。设脾胃虚惫而蛮投滋補滞腻，则无力以运药，观其厚腻之苔即可知。病既久，其来渐，去亦缓，用药量宜轻。若施重剂必有碍脾胃之运化，欲速则不达也。”友人顿悟。患者服原方多剂后又酌加黄芪、冬虫夏草等補肺气之品，以后方子随症状变化而加减，经近一年慢慢调理，患者获愈，四肢有力，行动如常，忺归故里。
又，患者李某，男，年过六旬，于1964年孟春患血淋(即胃出血)，延医数人，凉血、固涩、健脾、補肾之剂遍尝，势不减，于同年季秋登门求诊。董氏切脉细软无力，舌质淡，舌中落黄腻苔。断其为脾胃虚弱而兼中焦湿热之证。先予五苓散十余剂，黄苔消退。继之以補中益气汤治疗，又十余剂而收功。董氏谓：“脾胃气虚而挟湿热者，切莫苦寒清泄，否则，伤损脾胃，凝涩血脉，血愈难止。用五苓散妙在桂枝一味，通阳化气，温而行之，乃反佐之意。補中益气汤是益气而摄血。”
董氏认为，胃病用药之法则，可约言为四个字：清灵、升降。清灵者，其义有三：
一、用药宜轻。脾胃既虚，运化为弱，重用補剂必有碍脾胃之运化，适得其反。不惟補剂如此，纵为实热之证，亦不可峻攻滥伐，须中病即止。苦寒清热之品，如黄连、木通、胆草等，有败胃气之嫌，其用量不宜超过6克。行气药多辛温芬香而性燥，多用有耗气伤阴之弊，如木香、沉香、厚朴、枳壳之类，用量在4.5克之内为宜，且不可久用。消食化滞之品，如山楂、六曲、麦芽，用量以10克为度，过用之则克损胃气。
二、动静结合。如益气之参、术、芪，宜配防风、陈皮、枳壳之疏散，使其益气健脾補而不滞。养阴之百合、沙参、玉竹，宜配伍扁豆、葛根、升麻之流动，使之养胃阴鼓胃气滋而不腻。凡滞腻碍胃之属，如熟地、阿胶、血竭、乳香、没药之类，均所不宜。
三、配伍灵巧。胃之病，寒、热、虚、实不难分辨。实者“承气”，一药可愈；虚者“理中”，数剂可安。然寒热互存，虚实并见，选用方药，孰轻孰重，最为关键。效不效常在一二味药之取舍，验与否多因一二钱之增减。1963年孟春，一43岁李姓男患者，素日胃气虚弱，旬日来因忧思嗔恚，胃脘时作隐痛，且伴呃逆不止。某医以四君子汤加生赭石15克治之，药进五剂，胃痛减然呃逆仍作。遂邀董氏诊之。董氏仍予原方，仅将赭石之量减为4.5克，一剂而痛止呃平。诸医莫不叹服而索其微义。董氏曰：“胃病用药最宜轻灵。胃气素虚，重用赭石必直抵下焦而呃逆不止。吴鞠通所谓‘治中焦如衡’，并非仅为温病而言，凡中焦之疾，医者咸宜宗之。”众人听后，无不折服。
关于升降。因胃居中焦，与脾以膜相连，若脾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则胃病。肝为刚脏，主疏泄，善条达(即舒展、顺畅)，若肝失疏泄，气机郁滞则木旺乘土。(注：这里的“土”指脾，“金”指肺，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一的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上的应用。五行学说的“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人体的肝、心、脾、肺、肾，借以说明人体生理、病理及其与外部环境以及这五脏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是中医学说中的一项重要理论。)胃病与肝、脾之关系最为密切。故董氏云：“所谓‘升降’者，即降胃气，生脾气，调肝气，以维系阴阳气机之平衡。胃者，阳土，濡润以降，百合、石斛、麦冬、花粉之属；脾者，阴土，刚燥以升，党参、白术、干姜、炙草之类；肝者，主疏泄，枳壳、香附、乌药、沉香等品。裨气机升降有常，而胃气方得安和。”
董氏治脾胃多取法于金元四大家之李东垣，但李东垣详于治脾而略于治胃，详于温补而略于清润。明清温病学家叶天士所倡养胃阴之法，实补李东垣之未备，有相得益彰之妙。董氏治疗胃阴虚之法，是以“清润为补”，故治疗气滞型胃病时，用理气化滞之药，掌握行而不燥之法则，如川朴、木香、香附之类，常用4.5克至6克，大辛大燥之品极少投施，并悟出药物配伍之妙，如川朴、枳壳、陈皮合用可开胸顺气，木香、乌药、腹皮合用可消胀理气利水。他根据“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盖太阴脾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脾善刚燥，胃善柔润。”“胃以清为补”等理论，将胃病分为四型，即胃热型、胃寒型、胃实型(气滞、血瘀、食滞)、胃虚型(胃阴虚、胃气虚)，并分别采用补益脾气、理气化郁、清泻胃热、滋阴生津、消积导滞等法。
(一) 胃寒型
胃脘疼痛，绵绵不休，得温痛减。胃寒喜暖，喜按，得食痛减，或泛恶清水。舌淡苔白滑，脉沉缓无力。偏气虚者，舌体胖嫩有齿痕。偏寒湿者，舌淡苔多厚腻。治宜温中散寒，佐以益气健脾。方用吴茱萸汤合理中汤加减：
吴茱萸3克，党参9克，大枣5枚，干姜3克，白术9克，桂枝4.5克，香附4.5克，毕澄茄9克。
偏寒湿者，加附子6克，苍术9克，生苡米15克。
(二) 胃热型
胃脘疼痛，有灼热感，泛酸，口臭，牙龈肿痛，大便秘结。舌红苔黄或黄厚，脉洪大或实而有力。治宜清胃泻火，方用清胃散加减：
黄连3克，升麻1.5克，丹皮9克，生石膏15—30克，赤芍9克，佩兰9克，胆草3克，生甘草6克。
大便秘结者，加大黄6克。胃出血者，加鲜茅根30克，藕节10克，广角6克或水牛角30克。若无胃出血，也宜使用赤芍、丹皮等凉血之品。
阳明乃多气多血之经，胃热则血分也热，血热一清则胃热随之亦去。若寒热夹杂，证见：胃脘隐痛，有灼热感，泛恶呕吐，胸脘痞满。舌红苔白滑，脉濡散。治宜寒热并进，辛开苦降。方用半夏泻心汤加减：
半夏、干姜、党参各6克，炙甘草3克，黄连、枳壳各4.5克，黄芩、枇杷叶各9克。
(三) 胃虚型(可分两种类型)
胃阴虚：胃脘隐痛，干呕呃逆，口燥咽干，大便干燥。舌红少津，脉弦细。治宜养胃生津。方用芍药甘草汤合百合地黄汤加味：
白芍15克，炙甘草6克，百合、麦冬、石斛、沙参各15克，葛根、玉竹、黄精各10克，山药15克，花粉10克。
胃气虚：证见倦怠乏力，面色淡白，懒言嗜卧，四末(四肢)不温，大便溏薄，小便清长，胃脘绵绵作痛，纳食后则减。舌质淡白胖嫩有齿痕，脉虚弱或沉细。治宜健脾厚胃。方用黄芪建中汤加味：
炙黄芪9—30克，党参15克，白术10克，炙甘草9克，干姜6克，红枣5枚，桂枝6克，炒白芍、山药各15克，莲子、扁豆、木瓜各9克，水煎服。
此类型多因患者平素脾虚胃弱，运化迟缓所致。如便血者去桂枝、干姜，加炮姜炭6克，赤石脂24克，乌贼骨30克，阿胶珠9克。
(四) 胃实型(又分三种类型)
血瘀型：胃脘刺痛而闷胀，疼痛拒按，痛处固定，大便粘腻不爽。舌紫暗或有瘀斑，苔黄腻，脉沉弦或沉涩。治宜活血化瘀，消痰散结。方用失笑散合导痰汤加减：
蒲黄9克，灵脂、藕节各10克，赤芍15克，当归12克，乳香、没药各6克，丹参15克，元胡9克，枳实、半夏各6克。
若胃络损伤，吐血便血，加用三七粉1.5—3克或云南白药1.5克或百宝丹1.5克冲服。疼痛不止，可用枯矾9克、朱砂0.9克，共为细粉，分作六包，每天早晚饭后冲服一包，温开水送下。
胃之病，医籍多将瘀血列为其中之一型。然董氏认为，瘀血之胃疾多由痰热久瘀，胃络痹阻，血行瘀滞，日久而成。本型患者，舌紫暗或有瘀斑，而舌苔多见黄腻，故每选消瘀散结之品。枯矾：味酸、性寒，祛痰止血，收敛止痛。朱砂：味甘，性微寒，清热而止痛。每遇胃痛剧烈或出血者，董氏于方中配用，疗效甚佳。但朱砂不可久服，以防汞中毒。
气滞型：胃脘胀痛或攻串胁背，痛无定处，胸闷嗳气，纳呆，吞酸嘈杂。苔白而厚腻，脉沉弦。治宜疏肝理气，和胃止痛。方用柴胡疏肝散合左金丸加减：
柴胡9克，香附、川芎各6克，枳壳4.5克，吴茱萸、黄连各3克，川朴、木香、乌药、大腹皮、沉香各6克，陈皮、路路通、佛手片、焦楂曲各9克。
食欲不振、苔略厚或有黄苔者加炒莱菔子、鸡内金各9克；呃逆加丁香、柿蒂；呕吐加橘皮、竹茹、藿香、佩兰、杷叶。
此型，多因肝郁气滞，横逆脾胃所致。病虽属实，然无有形之邪可攻，故宜开之、散之，以化无形之郁结。
食滞型：胃脘疼痛胀满，口苦且臭，饮食不进，嗳腐吞酸，大便干或成不消化状，小溲黄。舌苔黄、糙、厚，脉沉实或沉滑。治宜导滞清胃。方选保和丸合四磨饮子加减：
焦楂曲、炒莱菔子各9克，茯苓12克，陈皮6克，连翘10克，藿香、佩兰、内金、槟榔各9克，沉香4.5克。
此型患者，多因宿食停滞于胃肠所致。若大便秘结，腑实不通，胃气不降，可仿调胃承气汤：元明粉10克，大黄9克，甘草6克。
《素问·玉机真藏论》云：“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李东垣云：“诸病从脾胃而生。”董氏承前人之思想，秉先贤之法度，结合临床而总结出的治疗脾胃病的经验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内科学说，成为二十世纪天津中医界治脾胃病的大家。
三、四诊合参，首重舌诊
中医讲“四诊”“八纲”。“四诊”即望、闻、问、切。“八纲”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四诊”为诊断方法，“八纲”为诊断理论。董氏在四诊合参的前提下，首重舌诊。他认为，舌乃心之苗窍，又为脾之外候，人体有诸多经络与舌有联系，故为诊候之要地。凡人体内部的变化，如脏腑的虚实，病情的深浅，津液的盈亏，气血的盛衰，均可客观正确的反映在舌象的变化上，从而认为舌诊比脉诊更为可靠。尝谓：“四诊之中，以望诊为先，望而知之谓之神也。望诊之中，又以舌诊为要。夫危急险恶之倾，迷离疑难之时，往往脉诊不一，或隐而不显，是时唯舌可鉴验。舌色之深浅，苔之润燥，昭若冰鉴，最可为凭。”他善观舌以察病之隐微，洞识病机，每于疑难重症，当机而断，出奇制胜。
1953年仲夏，一男性患者由家属抬到兆丰诊所救治。患者于三日前值烈日赶路，遂烦渴引饮，当晚高热不退。翌日午后，头痛剧烈，躁扰不安。是夜昏愦不语，呼之不应。家属骇然，急于晨起前来求诊。患者汗出肢冷，脉伏难循，舌红苔黄燥。诸医观之，或曰暑热入心，予安宫牛黄丸，神犀丹；或曰暑伤阴气，投生脉散；或曰阴竭阳亡，急宜四逆辈回阳救逆，众说纷纭，相持不下。适值董氏外出而归，诊后，遂疏方如下：
大黄10克，芒硝10克，枳实10克，厚朴6克，西洋参15克(先煎)。
谓：“阳明燥结，阴液大伤，脉不可循，舌乃其明证。气分不解而入于腑，热扰神明则志乱矣。经曰，热深者厥亦深。肢冷、脉伏乃燥热内结，不得外达也。非急下存阴则有涸竭少阴真水之虞，是以承气汤荡热攻瘀，虑其汗出液伤，阳随液脱，藉洋参以固之。”一剂后，解下黑色粪水多许，热退而神清，黄苔消退。惟口渴、心烦、呃逆欲吐，继服竹叶石膏汤两剂而安。诸医莫不膺服。
他极其重视舌诊在中医温病临床诊断中的意义。如对麻疹、白喉、乙型脑炎、斑疹伤寒、肠伤寒等烈性传染病的诊治，无不以舌诊为辨证依据，临床常收显效。
例，陈××，男，29岁，1961年12月11日住传染病医院，入院时高热已五天，全身出血性紫斑已一天，有虫咬史，入院时体温38.5°C，半昏迷，唇颤。第一天用红霉素、土霉素、氢化可的松等治疗。第二天病情未减，反而完全昏迷，体温仍为38.5°C，角弓反张(即头项强(读jiàng)直，腰背反折，形如反弓之状，故名。)，唇颤，瞳孔反射迟钝，血压94/80毫米汞柱，有尿潴留，脉模糊不清，舌质降红，白腻苔。经董氏辨证，系温毒热中厥阴、少阴，兼有心气虚。治法：清热凉血，解毒透诊，活血化瘀，补益心气。疏以方药：羚羊、广角、丹皮、生地、赤芍、双花、连翘、栀子、黄芩、桃仁、红花、归尾、大黄、鬼箭羽、大刀子、防风、鲜芦茅根、人参、麦冬、五味子。西药加用金霉素、青霉素。
服药二剂后，患者神志开始清醒，唤之眼可动，但仍角弓反张，口唇、四肢颤动，大便不下。后加用大承气汤加减，于第五天热退神清，角弓反张消失而渐愈。
此病例系斑疹伤寒，乃典型温热病，患者脉象模糊不清，董氏巧用舌诊并参合其他症状而辨证，辨证准确，治法得当，投药中病，故数剂而瘥。
四、诸症兼擅，心病亦精
中医认为，心主血脉、主神志，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可见心脏在人体中的重要地位。心脏一停止跳动，人的生命便终结了。虽然现代医学有脑死一说，但并未被医学界普遍认同。所以“心死说”还是应当作为人的生死之界限。正因为心脏如此之重要，故自古以来中、西医学家均对此进行不懈的研究。作为著名的中医，董晓初也同样致力于此。1963年，他带领青年医生和学生在天津市中医医院创办了心脏科，利用中医学的方法对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肺原性心脏病、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病症进行研究，结合临床观察，运用中医理论，对心脏病以寒、热、虚、实分型，进行辨证施治。在心病分型上，因虚而立论者为多，而以“热”分型乃董氏之单见。他强调“五脏六腑皆有寒、热、虚、实，心病岂能例外？切不可一见心脏病即以为是‘心虚’，而蛮投滋补。”“若真正心气虚，当以温运中气为要，不可蛮补。”又，寒证每发于寒冷季节，起病急骤，应以温阳活血，宣痹止痛治之。前面所提到的“651丸”、“653丸”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研制出来的。董氏汇《伤寒》、“温病”之精华，撷各家之蕴奥，善用古方而灵活变通，匠心别具而法活效显。
《伤寒论》中有：“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注：“脉结代”系指脉象出现了间歇或时快时慢等不规则的情况。说明患者心率失常或房颤。)《温病条辨》有“下焦温病，热深厥深，脉细促，心中憺憺大动，甚则心中痛者，三甲复脉汤主之。”董氏对此有独特见解，认为：“心悸动”、“心中憺憺大动”、“心中痛”，虽分别出自《伤寒》、《温病条辨》，但其有内在联系。前者为邪入少阴，气阴两虚之证，后者系下焦温病，阴阳两虚，虚风内动之证。心动悸者，心之气阴两虚无以奉养也，气血虚衰，鼓动无力，脉道不续，则“脉结代”矣。“心中憺憺大动”、“心中痛”乃心之气阴衰竭，心络失养。脉细促乃结代而细数也，阴液干涸，阴气亦欲脱也。他认为，炙甘草汤重在温阳复脉，其治在心；三甲复脉汤重在益阴复脉，其治在肾。若用于气阴俱虚之心脏病，二方均嫌不足。故他将二方精思化裁，制成“651”丸，以为定法。用之于临床，疗效异常显著。董氏以后，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天津中医医院)冠心病治疗研究小组继承董氏经验，与天津药品检验所和天津药品研究所共同对“651”丸的临床疗效进行了整体观察，证实“651丸”对治疗“气阴两虚型”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供血不足及心律失常等重症非常有效。
为使该药更广泛地发挥社会作用，天津第四中药厂按此方配制投产，并命名为“通脉养心丸”，行销全国。从此，一种治疗冠心病的中成药走向社会，惠及更多患者，至今广受赞许。
但董氏又特别指出，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决不可限于一方一药，而应“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辨证而施治。1963年曾治一肺心病男性患者，该患者素有喘疾，时值深秋，偶感风寒而复发。咳喘气逆，痰涎壅盛，胸闷憋气，不能平卧，下肢水肿，按之没指。舌暗淡苔白腻，脉弦滑。董氏辨证后认定，此病系由脾肾阳虚，复感风寒之邪，引动饮邪所致。遂疏真武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加减。数剂而安。又如1964年初春，男性患者李某，因胸闷、心悸、自汗，项背拘急不适而就诊于某医院。西医诊为“高血压”、“冠心病”，服西药效不显，经友人介绍登门求诊。董谓：“此心气不足，太阳经输不利也。”遂予桂枝加葛根汤三剂，服后诸症减，原方又进五剂而转愈。另外，董氏治心病兼脾胃虚寒者，每以理中汤取效；心肾阳虚，心悸自汗者，用桂枝加附子汤；心悸，乏力，肢冷，咽痛而无红肿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等等，每获佳效。正如董氏自己所言：“治心病之方，比比皆是，然无一方可包治百病，皆因心病病机、证候不同。故而，‘651’为治法之常，诸法为治法之变。临床上用常多而用变少，根据医理与辨证是确然无疑的，两者既不可执一，又不可阙一。”
董氏对心病以寒、热、虚、实分型并施治乃前人所未见：
(一)寒证
证见卒然心痛剧烈，痛彻背，心悸气短，形寒肢冷，舌淡苔薄白，脉弦紧。每发生于寒冷季节，起病急骤。治宜温阳活血，宣痺止痛。方用当归四逆汤加减：
红参6—10克(先煎)，附子、炙甘草、茯苓、薤白、苏梗各10克，当归、于术、杭白芍各12克，桂枝、干姜各6克。并含服苏合香丸，以温痛行痹止痛。
董氏云，寒证心卒痛，每易阳气暴脱。红参性温，善振奋阳气，其效迅捷。正因其性温燥，故有伤阴之虞，待疼痛缓解后，宜易西洋参或白人参。寒凝胸中，胸阳不运，心脉痹阻，故用辛热之姜附温经散寒，破瘀止痛。当归、白芍、薤白、苏梗、苏合香丸以行气血、舒络脉。
(二)热证(临床上分两种情况)
1.痰热：证见心悸胸闷，心胸时作灼痛，口干烦躁，痰稠。舌红苔黄腻，脉滑数(音shùo)。治宜清热化痰，通阳宣痹。方用瓜蒌、薤白半夏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加减：瓜蒌30克、薤白、半夏、葶苈子、竹茹、菖蒲、郁金、橘络各10克，黄连6克。若心胸卒然剧痛，则为痰闭心脉，用猴枣粉0.6克，竹沥水20毫升冲服。董氏嘱：本证在发作时以清热涤痰，通阳宣痺为主，缓解后，应以健脾祛痰为要，乃从本图治也。
2.火邪：证见心中灼痛，疼痛剧烈，心烦，气促，或大便秘结，小溲黄赤，夜寐不安。
舌红，苔黄，脉数。多因感受温热之邪，或气郁化火，耗伤心气所致。治宜清热泻心，活血通痹。方用泻心汤加味：
黄连6克，灯心、血珀末(冲)各1.5克，朱茯神、远志、丹皮、丹参、枳壳、竹茹、白薇、栀子各10克，豆豉、合欢皮各12克。
若卒然心胸疼痛剧烈，四肢不温，烦乱燥扰，乃热闭心脉，可用安宫牛黄丸清热开闭止痛。
(三)虚证(临床上分五种情况)
1.心气虚：证见心悸气短，胸痛隐隐，时轻时重，自汗乏力，面色 白。舌淡苔白。脉沉细或虚大无力。治宜補心气。方用归脾汤加减：
党参15克，白术10克，黄芪15克，当归、炙甘草、朱茯神、远志、合欢皮、柏子仁、益智仁各10克，酸枣仁、丹参、夜交藤各15克。
董氏曰：“心气虚当以温运中气为要。心居胸中，脾司中州。脾气健运，上输心肺，此生理之常。若中气不足，则心气不用，犹如釜底无薪也。”
2.心阳虚：证见心悸气短，胸闷而痛，神倦乏力，肢冷畏寒，或下肢水肿。舌淡苔白而润，脉沉微或沉缓或结代。治宜振奋心阳。方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合桂枝甘草汤加味：
麻黄6克，附子10克，细辛3克，桂枝6克，炙甘草10克，白术15克。
若下肢水肿，心肾阳虚者，可用真武汤加减，结代者酌加冬虫草10克，玳瑁10克。
《伤寒论》有“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该方乃仲景为“太少两感”(“太少”系指太阴、少阴)而设。董氏用是方于本证，乃另寓新意。认为：“麻黄其性轻扬，最善通达阳气，疏通气血津液。附子、细辛借麻黄之舟楫，则温阳之力尤速，乃温补心阳之良方。”
3.心血虚：证见心悸怔忡，心烦不寐，神疲乏力，面色不华。舌淡苔少，脉细弱。治宜补血养心。方用黄连阿胶汤合酸枣仁汤加减：
阿胶珠、黄连、白芍各10克，炒枣仁15克，丹参10克，炙甘草9克，朱茯神、生地、 女贞子、珍珠母各15克，当归、藕节、丹皮、柏子仁、桑葚、远志、于术、法半夏各10克。
4.心阴虚：证见心胸时有灼痛，心悸怔忡，心烦不寐，盗汗，咽干咽痒或疼痛。舌红苔少或光剥，脉细数或结代。治宜滋阴养心。方用百合地黄汤合甘麦大枣汤加减：
百合、生地各10克，炙甘草12克，浮小麦30克，大枣5枚，女贞子15克，阿胶珠、藕节、麦冬各10克，五味子3克。
5.气阴两虚：证见心胸灼痛，心悸气短，动则喘息，倦怠乏力，头晕，心烦不寐。舌淡红少苔，脉虚数或结代。治宜益气养阴，通脉宁心。方用651丸。组方为：
桂枝6克，党参18克，麦冬18克，五味子10克，生地30克，阿胶18克，龟板30克，炙甘草18克，鸡血藤30克，红枣12克，冰糖少许，水煎服。
本方即从炙甘草汤和三甲复脉汤化裁而来。临床证实，本方的益气养阴、通脉养心之力可靠，对于缓解症状，改善心电图确有良效。临床常见病例以此型为最多见，故后来制成成药推广，疗效显著。
(四)实证(临床上分三种情况)
1.气滞：证见心悸胸闷，疼痛时作，痛无定处，遇情志不舒则加重。舌淡红苔薄，脉弦细。治宜理气和血宁心。方用四逆散合丹参饮加减：
柴胡9克，枳壳6克，白芍、丹参各15克，沉香6克，远志、合欢皮、炙甘草、香附各10克。
2.血瘀：证见心胸疼痛较重，痛如针刺，痛有定处，或疼痛突然发作，痛如刀绞，心悸怔忡。舌暗红或有瘀斑，脉细涩或有结代。治宜化瘀通脉止痛。方用“通脉止痛汤”：
五灵脂12克，丹参15克，乌药、红花、香附各10克，柴胡6克，生地15克，血竭末3克(冲)，元胡、橘络、高良姜、毕拨各10克。
“通脉止痛汤”系董氏自拟方，用于血瘀心痛，其止痛化瘀之效甚佳。此方活血化瘀、芳香温通，其性偏温，以血得热则行。但董氏嘱，俟疼痛缓解后，尚应根据临床见证之不同，或益气活血，或养血活血，或温阳活血。不得久用此方，以免耗伤正气。 3.痰瘀互结：证见心胸闷痛，日久不愈，或卒然心中绞痛，心悸气短，烦躁易怒，失眠健忘，或肢体麻木疼痛。舌暗红或有瘀斑，苔腻，脉弦涩或结代。治宜祛痰化瘀，通脉养心。方用化瘀消痰饮：
丹参15克，桃仁、红花、郁金各10克，三七末1.5克(冲)，苍术、白芥子各15克，旋复花、胆南星、枳壳各10克，黄芪12克，生姜汁5滴(兑入)。此方也是董氏自拟方。
津液血液同属阴类，赖阳气之推动以布周身。在生理上，津液血液相互滋生，而病理上又相互影响。若血运凝涩则为瘀，津液煎熬则成痰。瘀血痹阻，有碍津液之输化，使痰浊愈难消散。痰之为物，随气机升降，无处不到，与瘀血相搏结，则更加痼结难消。心病因于痰瘀者，于临床上并非少见。单用活血化瘀或宣痹祛痰，其效不显。鉴于此，董氏立此方以痰瘀兼顾。方中苍术燥湿祛痰，《本草正义》谓其：“气味雄厚，……能彻上彻下，燥湿而宣化痰饮。”《本草纲目》曰：“治湿痰留饮，或挟瘀血或窠囊。”故苍术为治痰瘀互结之要药。白芥子辛散利气，善去胸膈经络之痰。旋复花软坚消痰，《本草经疏》谓其“消胸中痰结，……心胁痰水。”胆南星消痰利胸。生姜汁豁痰，破血调中。枳壳除胸胁痰癖，与诸活血之药同用，则痰消瘀散，再伍以益气之黄芪运血而布津液，乃是从本图治。
此外，他用小青龙汤治疗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治疗效果。1964年和1965年，他先后发表了《中医中药对冠心病的治疗和观察》，《小青龙汤对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的临床治疗和观察》两篇论文，对推动中医中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董氏运用中医理论对心脏病的研究和施治代有薪传。当代中医名家阮士怡，对冠心病、心绞痛的研究，从“651丸”的益气养阴通脉法发展为“益肾健脾涤痰散结”，并提出“益气健脾涤痰复脉法以治心律失常”，“软坚涤痰强心法以治慢性心衰”等，均取得了可喜成果。使中医治疗冠心病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经验和理论。这也是董氏所播之种而结之其果。
除此之外，董氏对于内、妇、儿等诸科疾病，也极为擅长，并写出了很多论文。1963年，其与他人合作，在《天津医药杂志》第11期发表的论文《应用辨证论治，治疗慢性肾炎、肾功能衰竭的临床观察》对中医中药治疗肾炎、尿毒症、肾功能衰竭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受到了好评，同时对后学产生了启迪作用。
仁术济世 惠泽四方
董氏的造诣常体现在处方用药严谨精炼，方药多则八、九味，少则五、六味，于危笃险逆，每应手而起，获桴鼓之效。1965年，董氏随专家医疗队下乡，当时队伍中有朱宪彝(天津医学院院长)，吴廷椿(天津市口腔医院院长)，柯应夔(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院长)等西医专家。时遇一男性患者染脓毒败血症，高烧持续不退。经西医西药治疗无效，不得已邀董晓初诊治。其时农材中药资源匮乏，中医用于急性热病的拿手“三宝”(即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散)无货，犀角、羚羊角等清心凉血之品，更是无处寻觅。队中诸医深感棘手，都谓病情险恶，恐九死一生。董氏接诊后，细观病情，书方：龙胆草、紫草、生石膏、大黄、银花等，平淡无奇，诸医观之，颇疑其效。董氏说：“兵不在多而在精，药不在众而贵在对症。没有精细药料(指“三宝”、犀角、羚羊角等)也要治病。况且乡民贫穷，精细药也买不起，方药廉，颇符民情。”果然如董氏言，患者服此方药数剂，即告痊愈。在河北省巡回医疗时，遇一孕妇胎死腹中，患者病势十分危急，若不将死胎速下，则母体难保；若施手术，又需将患妇抬至十几里外的县医院，只有立即就地诊治方可保住孕妇性命。董氏闻讯，亲临乡保健所，亲自配药，仅有五、六味，两煎后立即服下，四小时后，死胎下，母体得安。董氏的精湛医术在当地传为佳话。
董氏不仅是良医，亦乃急公好义之人，为人慷慨，怜惜贫穷，每遇危厄贫困，必施诊赠方，解囊相助，其医德轶事，至今为人们所称颂。
1943年孟冬，一河南老者来津探亲，但亲戚已迁居他处，查无下落，不得已暂居客栈。然而身文无几，欲回河南不能，心急如焚，焦虑忧愁，遂心痛如锥，求治于董晓初，董氏对其甚为同情，诊病后不仅却其酬，还赠老者四十元钱作回家之盘缠，老者千恩万谢欣然而去。1948年夏，一病者家属邀董氏出诊，至患者家，方视其家徒四壁，破烂不堪。患者为一男性，卧于床榻，四子一女骨瘦嶙峋，询而方知其为失业工人。病家知董晓初是名医，诊费一定不菲，但无奈之中，也只好投医于董氏，且知董氏急公好义，对贫苦患者尤为怜悯。故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寻医到董氏门下，谁知董氏怜其贫，不仅免去诊费，还解囊令其购药，遂使患者病情好转并痊愈，全家感恩不尽。似这等事例数不胜数。1957年春，一男性老者，由通辽来津，到中医医院求诊于董晓初，诊毕后一小时，董氏仍见老者持方徘徊于走廊间，上前询问其因，方知老者囊中无几，若付药费则无盘资，难回故里，遂慷慨解囊，济三十元使其回归通辽。类似怜贫扶弱、帮助同道之事，难以计数。董氏成名后，常有故里乡亲来津看望，名为关心，实为索取。董氏不忘乡情，均一一接济。故其行医近五十年，虽收入丰厚，却家无余资。
董晓初一生广植桃李，其中多数人成为著名的专家。他们中有边天羽(已故，生前任天津市长征医院院长，是“西学中”成功并有建树者)、周大业(天津市职工医院院长)、马连珍(天津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陈志敏(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主任医师)、周约伯(天津市黄河医院主任医师)、师绣章(曾任天津传染病医院院长，也是“西学中”的成功者)等。
董氏育有五男五女，五男从“建”字取名，分别为仁、义、礼、智、信；五女从“悦”字取名，分别为琴、莲、英、秋、华。子女中唯有建仁承其父业，并有建树，而且再传其子其孙。建仁独子单传无女。其子董伟，涉外中医师，以其实际的工作弘扬祖国医学，并使之走向国外。其孙董可凡，1999级天津中医学院大本生，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品学兼优，连任四届班长并任校学生会常务副主席，他立志继承曾祖衣钵，致力中医事业。
建仁1933年出生，自幼在其父熏陶下喜爱岐黄之术，并立志悬壶。1952年，时19岁，开始在兆丰联合诊所学医，转年考取了卫生部颁发的中医师资格证书。此时边应诊边在天津中医进修学校(当时天津中医学院还未成立)进修。1955年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市传染病医院和天津市中医医院从事临床和科研。他是天津首位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组领导成员，至今仍担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常务理事、天津中医药管理局顾问等职。
董建仁全面继承了“董氏医学”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胃八法”。他认为，胃病同其他病症一样，均有外感内伤、寒热虚实之别。而又以虚、实、滞为主要病机，三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使脾胃病虚实夹杂、寒热互现，病情反复发作。“治胃八法”即：甘寒养阴法，温胃散寒法，健脾养胃法，清食和胃法，芳香醒胃法，疏肝安胃法，通络化瘀法，清热凉血法。“八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法中有法，知常达变。
董建仁认为，脾胃乃人体的后天之本，必须注意养护，脾胃一伤，百病丛生。
除脾胃病外，内科其他杂症及妇科病也是董建仁之所擅长，许多疑难病症在他手中常有回春之妙。
董建仁1980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曾任该党天津市委员会委员、常委，并曾任第八届市政协委员和第九届常委。他还是天津市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董晓初所创立的“董氏医学”在他这里获得了发扬光大并在继续传承着。
(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供稿)
董晓初，江苏武进人，1901年生人，1968年逝世，享年67岁。一般来说，中医大夫长寿者多。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劫难，一生普济众生的董晓初或许也是长寿者。他的“英年早逝”，对于天津中医界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秉承家训 励志悬壶
江苏是个出名医的地方，别处不提，就说天津，不少名医的原籍都在江苏，他们中既有中医，也有西医。中医有陆观虎、董晓初、杨达夫等，西医如施锡恩、范权、杨济时等。这里人杰地灵，文化底蕴历来深厚，又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为人才的辈出提供了很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董晓初之父名董坤福，家里有良田过顷，在当地是个富户。然而，董父并不骄奢，对子女教导极严，以书香门弟播誉乡里。故晓初自幼受到极好的家训，聪颖好学。虽生于富足之家，却常怀济世之志，至14岁时即在家乡无锡的雪堰桥镇拜师学医。乃师奚慕唐先生谆谆以教，晓初孜孜以求。如是整整五年，其师的医道、医法、医理，晓初谙熟于心，更承袭了其师济世救人的医德。19岁那年，他辞别父母，拜别了师傅，踏上了悬壶济世之路。
他到了东北沈阳，投奔一远房亲戚。20岁时考取了中医师执照，正式开始了从医生涯。
晓初居沈十年，日间坐堂行医，夜晚伏案攻读，岐黄之术及至经史子集靡不涉猎。《内经》、《伤寒》、《金匮》、《本草》更是苦心钻研，如此学业渐丰，学术渐进，声誉渐享。孰料医业渐入辉煌之际，日军铁蹄踏入东北，三省人民遂遭涂炭。晓初不愿做亡国奴，被迫无奈，于1931年悬壶来津。
然而，天津亦非太平盛世。官场腐败，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已经占领了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地觊觎全中国的领土。而此时的国民政府不仅政治上无能，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压制民众的抗日情绪，而且还对祖国的传统医学采取排斥和压制政策。1929年竟由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案》(全称为《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生之障碍案》)，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一时中医药学濒于绝境，中医大夫行医诊病遇到重重障碍。不仅如此，还经常遭到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甚至抢劫。广大中医大夫边与当局抗争维护祖国医学的合法地位，边坚持行医，以实际行动弘扬祖国医学。在这种背景下，董晓初来到天津行医自然十分艰难。然而，他却凭着深厚的传统中医理论和精湛的医术迅速在天津这个中医云集的大都市站住脚跟，取得一席之地。医誉日隆，求诊者踵至，四十岁时已名噪津门。
摒私忘我 爱党爱国
虽说董晓初在沈阳行医十年，但毕竟是创业初期，刚刚起步，身上并无什么积蓄。1931年底夫妻二人来津时，生活十分艰辛，又举目无亲，无钱买房或租房，只好暂住小旅店内。吃咸菜是常事，有时甚至蘸着盐吃干粮。生活的困苦并不曾泯灭董晓初的意志，反而更促使了他对医术的刻苦追求。经过几年奋争，不仅医术有了精进，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开始有了正式居所。1932年，租到了现在的山东路良世里两间平房，算是有了家。两年后又迁入了现在的承德道两楼两底的一所小楼，生活境况大为改观。几年后，又租到了现在的滨江道兆丰路明德里一处三层七间的一所小楼，一家人从此定居下来，至晓初去世，未曾离开。董晓初一生未置房产，全是租房居住。
此时，董氏已经是名噪津门的名医，医术高超，生活自然比以前优越，家中雇有保姆和车夫，但诊务更加繁忙，几乎无片刻休息。每天三处坐堂，还要出诊。当时西开教堂前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上有一聚兴和药房，此处为总号，另有一分号在东马路。董晓初每天上午去东马路聚兴和坐堂，下午到福煦将军路的聚兴和坐堂，晚上再去惠中饭店楼下的永安堂，有时也有出诊的时候，每天约看百十号病人。由于医术精到，达官贵人求医者不在少数，其中就有天津市市长张廷锷。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董晓初衷心拥护新政权的建立。新政府大力扶植中医事业，认为中医师单独的个人行医终究力量有限，不利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和壮大，于是倡导中医走合作化的道路。董晓初积极响应新政府的号召，于1952年成立了天津市第一个中医联合诊所——兆丰诊所，并亲任所长。他不仅投入了资金，还将自己的住房一层让出，供诊所使用，一家十口挤入二楼的三间房子内(此时三楼的一间已被房东收回)。
一楼三间房，两间作诊室，一间作药房，进门处作挂号。诊所刚成立时连董晓初在内共九人，大夫董晓初、田乃庚、郭寿同、董贤隆、秦心斋、王凤德，药房谢万藻、殷悦荣，殷悦荣兼管药库，挂号王洁泉。1953年，长子董建仁加入，至此共十人。
不久，兆丰诊所在津门便具声望，慕名求诊者甚众，诊所已显狭小而不适用。为满足广大患者就诊之需，1955年8月，董晓初用诊所积累的公积金，购买了辽宁路123号楼房扩建诊所，此处即现在的劝业场卫生院。原兆丰诊所全部迁入新址，人员未变，但增加了一名西医化验，虽无西医大夫和西药，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董晓初先进超前的医学思想。一年后，他聘请了曾获官费赴法留学的西医孙璧儒来所应诊，成为中西医联合诊所，这在当时也是颇为罕见的。彼时，董晓初诊务十分繁忙，除门诊外，每天还要料理诊所一应业务事项，有时还要出诊，每天仍不下百余名患者，其收入也很可观，每月近千五百元。
1956年，市政府决定成立天津市立中医医院。是年6月，天津市卫生局聘请董晓初参加该院筹建工作，并任内科主任，工资定500元。当时天津医务界一级工资320元，二级工资280元，卫生局给他定二级工资另加220元津贴。这个工资相当于当时国务院授衔的二级教授工资。国务院授衔教授一级是600元，天津仅有10位医学专家享受这个级别的待遇，而且均为西医并无中医。如此说来，董晓初的工资待遇并不算低，然而与联合诊所时的收入相比，仅为三分之一，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董晓初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放弃了自己丰厚的收入，而且还将兆丰联合诊所无偿地献给了国家，也辞去了所长职务，由田乃庚接替。他说：“没有共产党即无今日之幸福安定，个人岂能计较于金钱之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中医医院的工作，日无闲暇。每天除应诊外，还有科务工作、院务工作，比起联合诊所要繁忙得多。家人怕他身体吃不消，他说：“拯危祛疾，造福人民乃最快乐之事，舍此无所求。”时值中医后继乏人，董氏精心培育后学，将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毫无保留地传育青年，造就了大批中医人才，门墙桃李，遍及天津、华北。
从1956年6月至1966年8月，这十年，董氏一直工作在天津市中医医院，为了新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这十年，也是他事业的巅峰，他的名字与陆观虎、赵寄凡、哈荔田、王季儒、古今人、顾小痴、杨达夫、邢锡波、叶希贤、何世英等同列天津中医界榜首。除担任天津市中医医院内科主任外、还任天津市卫生局中医考试审查委员、中医公会副会长、中医处方鉴定委员、“西学中”学习班顾问等，并兼任了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传染病医院、南开医院等市级医院的中医顾问。这期间，他还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1956年9月，经陆观虎和杨达夫介绍，他认识了这个组织，了解到这个党的性质和宗旨，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为了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决定加入这个党派。1963年3月，在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市委委员和常委。从1955年6月起，他任市政协第一届到第四届委员，第三届、第四届常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非常强调改造世界观，特别是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更强调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学习，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认真改造自己。他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是党的一位亲密朋友。
随着年事增高，他日益感到了时间的紧迫，他常说：“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得抓紧时间多做些工作。”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使他的这种美好愿望成为泡影。1966年8月，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被隔离审查、批斗、抄家、强迫劳动。然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并没有将他压倒，被折磨一天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仍翻阅书籍，查找资料，拟定科研方案。但多数书籍被造反派抄走，所剩零星单本儿也被糟蹋得残缺不全。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改变晚间读书的习惯，将就着读这些残缺本。在自己已经受到迫害的那个非常时期，没有动摇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仍鼓励家人：“要相信党。”当时他已身患高血压病，每天的强迫劳动、交待问题，使他的身体受到了进一步的摧残，终于有一天他倒下了，1968年7月4日，他带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迫害离世了，享年67岁。
1978年7月，中共天津市卫生局党委做出了“为著名老中医董晓初大夫平反的决定”。是年10月26日，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政协天津市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卫生局联合在水上公园的烈士陵园举行了董晓初先生骨灰安放仪式暨追悼大会。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白桦主祭并向董晓初先生敬献花圈。市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赵平主持了大会，中共天津市委、市革委及有关部委领导、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领导、天津市医药卫生界知名人士、董晓初先生的生前友好及亲属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和追悼大会，并敬献了花圈。天津市卫生局革委会副主任刘金致了悼词。悼词说：“董晓初先生自1956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接受党的领导，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认真改造世界观，思想上进步是很大的。”“董晓初先生致力于中医事业，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技术上一丝不苟，治疗上认真负责，对患者服务态度热情，无保留地培养徒弟，认真教学，口传心授，精心指导，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祖国医学当成一个伟大宝库，认真总结经验，在内科、妇科、儿科、伤寒、温病、心脏病等方面都写出了很多论文，尤其对温病、伤寒、心脏病更有独到之处，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董晓初的逝世，无疑是天津中医界的一大损失。这个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医术超凡 自成一家
董晓初精于医理，学有渊源，博及医籍，择历代医家之所长而博古融今，对内、妇、儿科造诣颇深，尤对温病、伤寒、心脏病更有独到之处，并善将伤寒、温病熔为一炉，力倡中西医之结合，阐古而启新。处方用药严谨精炼，别开生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董氏学派，故疗效卓著，遐迩求诊者，日以百计，每于险恶违逆而化险为夷，久病沉疴而渐入佳境，活人无算，深受患者信赖和爱戴。
他治疗经验丰富、理论根基扎实，但因生前忙于诊务及某些社会工作而无暇著述归纳。晚年时，欲将平生临床经验加以整理，握管书之，以裨后学。然而，一场动乱，使他壮志未酬，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医事业。今借整理其生平事迹之机，对其在中医学上的贡献和成就作一简述，以告慰这位一代名医。
一、推崇经典，旁及各家
董氏对中医经典著作极为推崇，于《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颇有研究，深得奥旨，述病因、论病机、立治法，选方药，每引经据典，析理阐微。于晚年诊余之际仍手不释卷，择要随记。尝谓：“经典乃医学之锁鈅，非读书明理，终是昏庸之辈。不知医理而行其道，必漫无边际，实如盲聲。”又谓：“但习经典而不及各家，尚不足为良医也。只有博览群籍，才能汇通诸家之学而为己用。对各家之说当择善而从，选良以用，由博返约，求深求精。”故董氏不仅注重经典，而且对诸家之学亦无不精心研读，博采众长而汇通诸家，参以已见而每有创新。
与任何一门学问一样，中医也是讲流派的，而且这种讲究非常严格，所以在外人看来，中医很保守。这是因为，中医历来讲师承，老师是什么流派的，学生就继承什么流派，而且不敢跨越雷池。然而虽然比较保守，也必须有创新和发展，否则中医早就消亡了，不会发展到今天，更不会走向世界。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以后成书于汉之前的《难经》，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与《黄帝内经》一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东汉张仲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当时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著作以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的方法对外感疾病和内伤杂病进行诊治，确立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法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医学的又一部经典。在《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基础上，历代医家均从不同角度发展了中医药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就是典型的代表。四家各有创见，在理论和治疗上均有独到之处，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到了明清时代，中医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派——温病学，它标志着中医传染病学的高度发展。其代表人物是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和王孟英。吴又可著《瘟疫论》，叶天士著《湿热病篇》，吴鞠通著《温病条辨》，薛生白著《湿热病篇》，王孟英著《温热经纬》，五人均围绕温湿热病论述施治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被后人命名为温病学，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温病学说对完善中医理论体系，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样，自明清以后，中医基本形成了两大学派：“伤寒”和“温病”。“伤寒”学派者，辨证施治、用方皆遵“伤寒论”；“温病”学派者，辨证施治、用方 皆遵“温病学”。也就是说，同一种病，伤寒学派的医师用伤寒理论去诊治，温病学派的医师用温病理论去诊治。两个学派，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性。董晓初早年主攻温病学，宗叶、薛、吴、王，而尤崇尚吴鞠通之《温病条辨》，故对温热病研究深入，疗效突出，属于“温热派”。但他并不排斥伤寒学派，而是兼收并蓄，取之所长，有时将二者融为一体进行临床施治。渠疗温病，除采用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外，还结合专病而采用伤寒六经辨证，取得良效。1962年，他每星期两次去天津市传染病医院会诊查房，指导临床治疗，使很多传染病患者及时恢复了健康。1963年，他发表了《中医中药治疗肠伤寒25例临床观察》的论文，对利用温病学说治疗热性传染病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董氏利用中医理论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进行辨证分型，在中医经典《伤寒论》炙甘草汤和《温病条辨》三甲复脉汤两方的基础之上，结合个人临床经验，于1965年研制成治疗心脏病的良药“651丸”和“653丸”。其中“651”丸对治疗“气阴两虚型”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供血不足及心律失常等重症疗效显著，深受患者赞许。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按此方配制投产，并命名为“通脉养心丸”，行销全国，经久不衰，沿用至今。董晓初将此药的配方无偿献出，至今传为佳话。在后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此药于1987年荣获天津市科研成果二等奖。可惜此时董晓初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他若有灵可知，会含笑九泉。
二、注重胃气，百病可安
董氏认为：“治病必求其本”而以“脾胃为本”更为重要。尝谓：“脾胃为脏腑之本。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化生气血津液以养生五脏六腑，脾胃健则五脏安，故医者审病不可不察脾胃之虚实。”又谓：“伤寒、温病有伤阴伤阳之别，其治有救阴救阳之异，然而在‘和胃气’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内伤杂证也应以胃气为本。”脾胃受损，后天失养，则百病生。若中气不足，化生无源，是久病难愈的重要原因。若过投攻伐之品，更伤脾胃。“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 故临证之时，董氏首重胃气，每于疑难大症而收佳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时，曾治一重症肌无力女性患者，该患者罹病两年，服滋肝補肾之品约百余剂，未见起色，经友人介绍由沈阳来津求治于董氏。当时，病人语声低微，眼睑下垂，咀嚼吞咽苦难，舌淡苔白厚腻，周身软弱无力，生活难以自理。董氏认定系由中气虚衰所致，遂予以参苓白术散佐通经活络之品，方药仅十几味，且用药很轻，一剂不过两(注：旧度量衡，合今31.25克)许。友人或疑药力轻薄难以胜病，故询之。董谓：“虚损久疾，益肝肾不如调脾胃。夫药饵入于胃，俟脾运化而布四肢。设脾胃虚惫而蛮投滋補滞腻，则无力以运药，观其厚腻之苔即可知。病既久，其来渐，去亦缓，用药量宜轻。若施重剂必有碍脾胃之运化，欲速则不达也。”友人顿悟。患者服原方多剂后又酌加黄芪、冬虫夏草等補肺气之品，以后方子随症状变化而加减，经近一年慢慢调理，患者获愈，四肢有力，行动如常，忺归故里。
又，患者李某，男，年过六旬，于1964年孟春患血淋(即胃出血)，延医数人，凉血、固涩、健脾、補肾之剂遍尝，势不减，于同年季秋登门求诊。董氏切脉细软无力，舌质淡，舌中落黄腻苔。断其为脾胃虚弱而兼中焦湿热之证。先予五苓散十余剂，黄苔消退。继之以補中益气汤治疗，又十余剂而收功。董氏谓：“脾胃气虚而挟湿热者，切莫苦寒清泄，否则，伤损脾胃，凝涩血脉，血愈难止。用五苓散妙在桂枝一味，通阳化气，温而行之，乃反佐之意。補中益气汤是益气而摄血。”
董氏认为，胃病用药之法则，可约言为四个字：清灵、升降。清灵者，其义有三：
一、用药宜轻。脾胃既虚，运化为弱，重用補剂必有碍脾胃之运化，适得其反。不惟補剂如此，纵为实热之证，亦不可峻攻滥伐，须中病即止。苦寒清热之品，如黄连、木通、胆草等，有败胃气之嫌，其用量不宜超过6克。行气药多辛温芬香而性燥，多用有耗气伤阴之弊，如木香、沉香、厚朴、枳壳之类，用量在4.5克之内为宜，且不可久用。消食化滞之品，如山楂、六曲、麦芽，用量以10克为度，过用之则克损胃气。
二、动静结合。如益气之参、术、芪，宜配防风、陈皮、枳壳之疏散，使其益气健脾補而不滞。养阴之百合、沙参、玉竹，宜配伍扁豆、葛根、升麻之流动，使之养胃阴鼓胃气滋而不腻。凡滞腻碍胃之属，如熟地、阿胶、血竭、乳香、没药之类，均所不宜。
三、配伍灵巧。胃之病，寒、热、虚、实不难分辨。实者“承气”，一药可愈；虚者“理中”，数剂可安。然寒热互存，虚实并见，选用方药，孰轻孰重，最为关键。效不效常在一二味药之取舍，验与否多因一二钱之增减。1963年孟春，一43岁李姓男患者，素日胃气虚弱，旬日来因忧思嗔恚，胃脘时作隐痛，且伴呃逆不止。某医以四君子汤加生赭石15克治之，药进五剂，胃痛减然呃逆仍作。遂邀董氏诊之。董氏仍予原方，仅将赭石之量减为4.5克，一剂而痛止呃平。诸医莫不叹服而索其微义。董氏曰：“胃病用药最宜轻灵。胃气素虚，重用赭石必直抵下焦而呃逆不止。吴鞠通所谓‘治中焦如衡’，并非仅为温病而言，凡中焦之疾，医者咸宜宗之。”众人听后，无不折服。
关于升降。因胃居中焦，与脾以膜相连，若脾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则胃病。肝为刚脏，主疏泄，善条达(即舒展、顺畅)，若肝失疏泄，气机郁滞则木旺乘土。(注：这里的“土”指脾，“金”指肺，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一的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上的应用。五行学说的“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人体的肝、心、脾、肺、肾，借以说明人体生理、病理及其与外部环境以及这五脏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是中医学说中的一项重要理论。)胃病与肝、脾之关系最为密切。故董氏云：“所谓‘升降’者，即降胃气，生脾气，调肝气，以维系阴阳气机之平衡。胃者，阳土，濡润以降，百合、石斛、麦冬、花粉之属；脾者，阴土，刚燥以升，党参、白术、干姜、炙草之类；肝者，主疏泄，枳壳、香附、乌药、沉香等品。裨气机升降有常，而胃气方得安和。”
董氏治脾胃多取法于金元四大家之李东垣，但李东垣详于治脾而略于治胃，详于温补而略于清润。明清温病学家叶天士所倡养胃阴之法，实补李东垣之未备，有相得益彰之妙。董氏治疗胃阴虚之法，是以“清润为补”，故治疗气滞型胃病时，用理气化滞之药，掌握行而不燥之法则，如川朴、木香、香附之类，常用4.5克至6克，大辛大燥之品极少投施，并悟出药物配伍之妙，如川朴、枳壳、陈皮合用可开胸顺气，木香、乌药、腹皮合用可消胀理气利水。他根据“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盖太阴脾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脾善刚燥，胃善柔润。”“胃以清为补”等理论，将胃病分为四型，即胃热型、胃寒型、胃实型(气滞、血瘀、食滞)、胃虚型(胃阴虚、胃气虚)，并分别采用补益脾气、理气化郁、清泻胃热、滋阴生津、消积导滞等法。
(一) 胃寒型
胃脘疼痛，绵绵不休，得温痛减。胃寒喜暖，喜按，得食痛减，或泛恶清水。舌淡苔白滑，脉沉缓无力。偏气虚者，舌体胖嫩有齿痕。偏寒湿者，舌淡苔多厚腻。治宜温中散寒，佐以益气健脾。方用吴茱萸汤合理中汤加减：
吴茱萸3克，党参9克，大枣5枚，干姜3克，白术9克，桂枝4.5克，香附4.5克，毕澄茄9克。
偏寒湿者，加附子6克，苍术9克，生苡米15克。
(二) 胃热型
胃脘疼痛，有灼热感，泛酸，口臭，牙龈肿痛，大便秘结。舌红苔黄或黄厚，脉洪大或实而有力。治宜清胃泻火，方用清胃散加减：
黄连3克，升麻1.5克，丹皮9克，生石膏15—30克，赤芍9克，佩兰9克，胆草3克，生甘草6克。
大便秘结者，加大黄6克。胃出血者，加鲜茅根30克，藕节10克，广角6克或水牛角30克。若无胃出血，也宜使用赤芍、丹皮等凉血之品。
阳明乃多气多血之经，胃热则血分也热，血热一清则胃热随之亦去。若寒热夹杂，证见：胃脘隐痛，有灼热感，泛恶呕吐，胸脘痞满。舌红苔白滑，脉濡散。治宜寒热并进，辛开苦降。方用半夏泻心汤加减：
半夏、干姜、党参各6克，炙甘草3克，黄连、枳壳各4.5克，黄芩、枇杷叶各9克。
(三) 胃虚型(可分两种类型)
胃阴虚：胃脘隐痛，干呕呃逆，口燥咽干，大便干燥。舌红少津，脉弦细。治宜养胃生津。方用芍药甘草汤合百合地黄汤加味：
白芍15克，炙甘草6克，百合、麦冬、石斛、沙参各15克，葛根、玉竹、黄精各10克，山药15克，花粉10克。
胃气虚：证见倦怠乏力，面色淡白，懒言嗜卧，四末(四肢)不温，大便溏薄，小便清长，胃脘绵绵作痛，纳食后则减。舌质淡白胖嫩有齿痕，脉虚弱或沉细。治宜健脾厚胃。方用黄芪建中汤加味：
炙黄芪9—30克，党参15克，白术10克，炙甘草9克，干姜6克，红枣5枚，桂枝6克，炒白芍、山药各15克，莲子、扁豆、木瓜各9克，水煎服。
此类型多因患者平素脾虚胃弱，运化迟缓所致。如便血者去桂枝、干姜，加炮姜炭6克，赤石脂24克，乌贼骨30克，阿胶珠9克。
(四) 胃实型(又分三种类型)
血瘀型：胃脘刺痛而闷胀，疼痛拒按，痛处固定，大便粘腻不爽。舌紫暗或有瘀斑，苔黄腻，脉沉弦或沉涩。治宜活血化瘀，消痰散结。方用失笑散合导痰汤加减：
蒲黄9克，灵脂、藕节各10克，赤芍15克，当归12克，乳香、没药各6克，丹参15克，元胡9克，枳实、半夏各6克。
若胃络损伤，吐血便血，加用三七粉1.5—3克或云南白药1.5克或百宝丹1.5克冲服。疼痛不止，可用枯矾9克、朱砂0.9克，共为细粉，分作六包，每天早晚饭后冲服一包，温开水送下。
胃之病，医籍多将瘀血列为其中之一型。然董氏认为，瘀血之胃疾多由痰热久瘀，胃络痹阻，血行瘀滞，日久而成。本型患者，舌紫暗或有瘀斑，而舌苔多见黄腻，故每选消瘀散结之品。枯矾：味酸、性寒，祛痰止血，收敛止痛。朱砂：味甘，性微寒，清热而止痛。每遇胃痛剧烈或出血者，董氏于方中配用，疗效甚佳。但朱砂不可久服，以防汞中毒。
气滞型：胃脘胀痛或攻串胁背，痛无定处，胸闷嗳气，纳呆，吞酸嘈杂。苔白而厚腻，脉沉弦。治宜疏肝理气，和胃止痛。方用柴胡疏肝散合左金丸加减：
柴胡9克，香附、川芎各6克，枳壳4.5克，吴茱萸、黄连各3克，川朴、木香、乌药、大腹皮、沉香各6克，陈皮、路路通、佛手片、焦楂曲各9克。
食欲不振、苔略厚或有黄苔者加炒莱菔子、鸡内金各9克；呃逆加丁香、柿蒂；呕吐加橘皮、竹茹、藿香、佩兰、杷叶。
此型，多因肝郁气滞，横逆脾胃所致。病虽属实，然无有形之邪可攻，故宜开之、散之，以化无形之郁结。
食滞型：胃脘疼痛胀满，口苦且臭，饮食不进，嗳腐吞酸，大便干或成不消化状，小溲黄。舌苔黄、糙、厚，脉沉实或沉滑。治宜导滞清胃。方选保和丸合四磨饮子加减：
焦楂曲、炒莱菔子各9克，茯苓12克，陈皮6克，连翘10克，藿香、佩兰、内金、槟榔各9克，沉香4.5克。
此型患者，多因宿食停滞于胃肠所致。若大便秘结，腑实不通，胃气不降，可仿调胃承气汤：元明粉10克，大黄9克，甘草6克。
《素问·玉机真藏论》云：“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李东垣云：“诸病从脾胃而生。”董氏承前人之思想，秉先贤之法度，结合临床而总结出的治疗脾胃病的经验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内科学说，成为二十世纪天津中医界治脾胃病的大家。
三、四诊合参，首重舌诊
中医讲“四诊”“八纲”。“四诊”即望、闻、问、切。“八纲”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四诊”为诊断方法，“八纲”为诊断理论。董氏在四诊合参的前提下，首重舌诊。他认为，舌乃心之苗窍，又为脾之外候，人体有诸多经络与舌有联系，故为诊候之要地。凡人体内部的变化，如脏腑的虚实，病情的深浅，津液的盈亏，气血的盛衰，均可客观正确的反映在舌象的变化上，从而认为舌诊比脉诊更为可靠。尝谓：“四诊之中，以望诊为先，望而知之谓之神也。望诊之中，又以舌诊为要。夫危急险恶之倾，迷离疑难之时，往往脉诊不一，或隐而不显，是时唯舌可鉴验。舌色之深浅，苔之润燥，昭若冰鉴，最可为凭。”他善观舌以察病之隐微，洞识病机，每于疑难重症，当机而断，出奇制胜。
1953年仲夏，一男性患者由家属抬到兆丰诊所救治。患者于三日前值烈日赶路，遂烦渴引饮，当晚高热不退。翌日午后，头痛剧烈，躁扰不安。是夜昏愦不语，呼之不应。家属骇然，急于晨起前来求诊。患者汗出肢冷，脉伏难循，舌红苔黄燥。诸医观之，或曰暑热入心，予安宫牛黄丸，神犀丹；或曰暑伤阴气，投生脉散；或曰阴竭阳亡，急宜四逆辈回阳救逆，众说纷纭，相持不下。适值董氏外出而归，诊后，遂疏方如下：
大黄10克，芒硝10克，枳实10克，厚朴6克，西洋参15克(先煎)。
谓：“阳明燥结，阴液大伤，脉不可循，舌乃其明证。气分不解而入于腑，热扰神明则志乱矣。经曰，热深者厥亦深。肢冷、脉伏乃燥热内结，不得外达也。非急下存阴则有涸竭少阴真水之虞，是以承气汤荡热攻瘀，虑其汗出液伤，阳随液脱，藉洋参以固之。”一剂后，解下黑色粪水多许，热退而神清，黄苔消退。惟口渴、心烦、呃逆欲吐，继服竹叶石膏汤两剂而安。诸医莫不膺服。
他极其重视舌诊在中医温病临床诊断中的意义。如对麻疹、白喉、乙型脑炎、斑疹伤寒、肠伤寒等烈性传染病的诊治，无不以舌诊为辨证依据，临床常收显效。
例，陈××，男，29岁，1961年12月11日住传染病医院，入院时高热已五天，全身出血性紫斑已一天，有虫咬史，入院时体温38.5°C，半昏迷，唇颤。第一天用红霉素、土霉素、氢化可的松等治疗。第二天病情未减，反而完全昏迷，体温仍为38.5°C，角弓反张(即头项强(读jiàng)直，腰背反折，形如反弓之状，故名。)，唇颤，瞳孔反射迟钝，血压94/80毫米汞柱，有尿潴留，脉模糊不清，舌质降红，白腻苔。经董氏辨证，系温毒热中厥阴、少阴，兼有心气虚。治法：清热凉血，解毒透诊，活血化瘀，补益心气。疏以方药：羚羊、广角、丹皮、生地、赤芍、双花、连翘、栀子、黄芩、桃仁、红花、归尾、大黄、鬼箭羽、大刀子、防风、鲜芦茅根、人参、麦冬、五味子。西药加用金霉素、青霉素。
服药二剂后，患者神志开始清醒，唤之眼可动，但仍角弓反张，口唇、四肢颤动，大便不下。后加用大承气汤加减，于第五天热退神清，角弓反张消失而渐愈。
此病例系斑疹伤寒，乃典型温热病，患者脉象模糊不清，董氏巧用舌诊并参合其他症状而辨证，辨证准确，治法得当，投药中病，故数剂而瘥。
四、诸症兼擅，心病亦精
中医认为，心主血脉、主神志，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可见心脏在人体中的重要地位。心脏一停止跳动，人的生命便终结了。虽然现代医学有脑死一说，但并未被医学界普遍认同。所以“心死说”还是应当作为人的生死之界限。正因为心脏如此之重要，故自古以来中、西医学家均对此进行不懈的研究。作为著名的中医，董晓初也同样致力于此。1963年，他带领青年医生和学生在天津市中医医院创办了心脏科，利用中医学的方法对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肺原性心脏病、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病症进行研究，结合临床观察，运用中医理论，对心脏病以寒、热、虚、实分型，进行辨证施治。在心病分型上，因虚而立论者为多，而以“热”分型乃董氏之单见。他强调“五脏六腑皆有寒、热、虚、实，心病岂能例外？切不可一见心脏病即以为是‘心虚’，而蛮投滋补。”“若真正心气虚，当以温运中气为要，不可蛮补。”又，寒证每发于寒冷季节，起病急骤，应以温阳活血，宣痹止痛治之。前面所提到的“651丸”、“653丸”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研制出来的。董氏汇《伤寒》、“温病”之精华，撷各家之蕴奥，善用古方而灵活变通，匠心别具而法活效显。
《伤寒论》中有：“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注：“脉结代”系指脉象出现了间歇或时快时慢等不规则的情况。说明患者心率失常或房颤。)《温病条辨》有“下焦温病，热深厥深，脉细促，心中憺憺大动，甚则心中痛者，三甲复脉汤主之。”董氏对此有独特见解，认为：“心悸动”、“心中憺憺大动”、“心中痛”，虽分别出自《伤寒》、《温病条辨》，但其有内在联系。前者为邪入少阴，气阴两虚之证，后者系下焦温病，阴阳两虚，虚风内动之证。心动悸者，心之气阴两虚无以奉养也，气血虚衰，鼓动无力，脉道不续，则“脉结代”矣。“心中憺憺大动”、“心中痛”乃心之气阴衰竭，心络失养。脉细促乃结代而细数也，阴液干涸，阴气亦欲脱也。他认为，炙甘草汤重在温阳复脉，其治在心；三甲复脉汤重在益阴复脉，其治在肾。若用于气阴俱虚之心脏病，二方均嫌不足。故他将二方精思化裁，制成“651”丸，以为定法。用之于临床，疗效异常显著。董氏以后，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天津中医医院)冠心病治疗研究小组继承董氏经验，与天津药品检验所和天津药品研究所共同对“651”丸的临床疗效进行了整体观察，证实“651丸”对治疗“气阴两虚型”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供血不足及心律失常等重症非常有效。
为使该药更广泛地发挥社会作用，天津第四中药厂按此方配制投产，并命名为“通脉养心丸”，行销全国。从此，一种治疗冠心病的中成药走向社会，惠及更多患者，至今广受赞许。
但董氏又特别指出，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决不可限于一方一药，而应“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辨证而施治。1963年曾治一肺心病男性患者，该患者素有喘疾，时值深秋，偶感风寒而复发。咳喘气逆，痰涎壅盛，胸闷憋气，不能平卧，下肢水肿，按之没指。舌暗淡苔白腻，脉弦滑。董氏辨证后认定，此病系由脾肾阳虚，复感风寒之邪，引动饮邪所致。遂疏真武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加减。数剂而安。又如1964年初春，男性患者李某，因胸闷、心悸、自汗，项背拘急不适而就诊于某医院。西医诊为“高血压”、“冠心病”，服西药效不显，经友人介绍登门求诊。董谓：“此心气不足，太阳经输不利也。”遂予桂枝加葛根汤三剂，服后诸症减，原方又进五剂而转愈。另外，董氏治心病兼脾胃虚寒者，每以理中汤取效；心肾阳虚，心悸自汗者，用桂枝加附子汤；心悸，乏力，肢冷，咽痛而无红肿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等等，每获佳效。正如董氏自己所言：“治心病之方，比比皆是，然无一方可包治百病，皆因心病病机、证候不同。故而，‘651’为治法之常，诸法为治法之变。临床上用常多而用变少，根据医理与辨证是确然无疑的，两者既不可执一，又不可阙一。”
董氏对心病以寒、热、虚、实分型并施治乃前人所未见：
(一)寒证
证见卒然心痛剧烈，痛彻背，心悸气短，形寒肢冷，舌淡苔薄白，脉弦紧。每发生于寒冷季节，起病急骤。治宜温阳活血，宣痺止痛。方用当归四逆汤加减：
红参6—10克(先煎)，附子、炙甘草、茯苓、薤白、苏梗各10克，当归、于术、杭白芍各12克，桂枝、干姜各6克。并含服苏合香丸，以温痛行痹止痛。
董氏云，寒证心卒痛，每易阳气暴脱。红参性温，善振奋阳气，其效迅捷。正因其性温燥，故有伤阴之虞，待疼痛缓解后，宜易西洋参或白人参。寒凝胸中，胸阳不运，心脉痹阻，故用辛热之姜附温经散寒，破瘀止痛。当归、白芍、薤白、苏梗、苏合香丸以行气血、舒络脉。
(二)热证(临床上分两种情况)
1.痰热：证见心悸胸闷，心胸时作灼痛，口干烦躁，痰稠。舌红苔黄腻，脉滑数(音shùo)。治宜清热化痰，通阳宣痹。方用瓜蒌、薤白半夏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加减：瓜蒌30克、薤白、半夏、葶苈子、竹茹、菖蒲、郁金、橘络各10克，黄连6克。若心胸卒然剧痛，则为痰闭心脉，用猴枣粉0.6克，竹沥水20毫升冲服。董氏嘱：本证在发作时以清热涤痰，通阳宣痺为主，缓解后，应以健脾祛痰为要，乃从本图治也。
2.火邪：证见心中灼痛，疼痛剧烈，心烦，气促，或大便秘结，小溲黄赤，夜寐不安。
舌红，苔黄，脉数。多因感受温热之邪，或气郁化火，耗伤心气所致。治宜清热泻心，活血通痹。方用泻心汤加味：
黄连6克，灯心、血珀末(冲)各1.5克，朱茯神、远志、丹皮、丹参、枳壳、竹茹、白薇、栀子各10克，豆豉、合欢皮各12克。
若卒然心胸疼痛剧烈，四肢不温，烦乱燥扰，乃热闭心脉，可用安宫牛黄丸清热开闭止痛。
(三)虚证(临床上分五种情况)
1.心气虚：证见心悸气短，胸痛隐隐，时轻时重，自汗乏力，面色 白。舌淡苔白。脉沉细或虚大无力。治宜補心气。方用归脾汤加减：
党参15克，白术10克，黄芪15克，当归、炙甘草、朱茯神、远志、合欢皮、柏子仁、益智仁各10克，酸枣仁、丹参、夜交藤各15克。
董氏曰：“心气虚当以温运中气为要。心居胸中，脾司中州。脾气健运，上输心肺，此生理之常。若中气不足，则心气不用，犹如釜底无薪也。”
2.心阳虚：证见心悸气短，胸闷而痛，神倦乏力，肢冷畏寒，或下肢水肿。舌淡苔白而润，脉沉微或沉缓或结代。治宜振奋心阳。方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合桂枝甘草汤加味：
麻黄6克，附子10克，细辛3克，桂枝6克，炙甘草10克，白术15克。
若下肢水肿，心肾阳虚者，可用真武汤加减，结代者酌加冬虫草10克，玳瑁10克。
《伤寒论》有“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该方乃仲景为“太少两感”(“太少”系指太阴、少阴)而设。董氏用是方于本证，乃另寓新意。认为：“麻黄其性轻扬，最善通达阳气，疏通气血津液。附子、细辛借麻黄之舟楫，则温阳之力尤速，乃温补心阳之良方。”
3.心血虚：证见心悸怔忡，心烦不寐，神疲乏力，面色不华。舌淡苔少，脉细弱。治宜补血养心。方用黄连阿胶汤合酸枣仁汤加减：
阿胶珠、黄连、白芍各10克，炒枣仁15克，丹参10克，炙甘草9克，朱茯神、生地、 女贞子、珍珠母各15克，当归、藕节、丹皮、柏子仁、桑葚、远志、于术、法半夏各10克。
4.心阴虚：证见心胸时有灼痛，心悸怔忡，心烦不寐，盗汗，咽干咽痒或疼痛。舌红苔少或光剥，脉细数或结代。治宜滋阴养心。方用百合地黄汤合甘麦大枣汤加减：
百合、生地各10克，炙甘草12克，浮小麦30克，大枣5枚，女贞子15克，阿胶珠、藕节、麦冬各10克，五味子3克。
5.气阴两虚：证见心胸灼痛，心悸气短，动则喘息，倦怠乏力，头晕，心烦不寐。舌淡红少苔，脉虚数或结代。治宜益气养阴，通脉宁心。方用651丸。组方为：
桂枝6克，党参18克，麦冬18克，五味子10克，生地30克，阿胶18克，龟板30克，炙甘草18克，鸡血藤30克，红枣12克，冰糖少许，水煎服。
本方即从炙甘草汤和三甲复脉汤化裁而来。临床证实，本方的益气养阴、通脉养心之力可靠，对于缓解症状，改善心电图确有良效。临床常见病例以此型为最多见，故后来制成成药推广，疗效显著。
(四)实证(临床上分三种情况)
1.气滞：证见心悸胸闷，疼痛时作，痛无定处，遇情志不舒则加重。舌淡红苔薄，脉弦细。治宜理气和血宁心。方用四逆散合丹参饮加减：
柴胡9克，枳壳6克，白芍、丹参各15克，沉香6克，远志、合欢皮、炙甘草、香附各10克。
2.血瘀：证见心胸疼痛较重，痛如针刺，痛有定处，或疼痛突然发作，痛如刀绞，心悸怔忡。舌暗红或有瘀斑，脉细涩或有结代。治宜化瘀通脉止痛。方用“通脉止痛汤”：
五灵脂12克，丹参15克，乌药、红花、香附各10克，柴胡6克，生地15克，血竭末3克(冲)，元胡、橘络、高良姜、毕拨各10克。
“通脉止痛汤”系董氏自拟方，用于血瘀心痛，其止痛化瘀之效甚佳。此方活血化瘀、芳香温通，其性偏温，以血得热则行。但董氏嘱，俟疼痛缓解后，尚应根据临床见证之不同，或益气活血，或养血活血，或温阳活血。不得久用此方，以免耗伤正气。 3.痰瘀互结：证见心胸闷痛，日久不愈，或卒然心中绞痛，心悸气短，烦躁易怒，失眠健忘，或肢体麻木疼痛。舌暗红或有瘀斑，苔腻，脉弦涩或结代。治宜祛痰化瘀，通脉养心。方用化瘀消痰饮：
丹参15克，桃仁、红花、郁金各10克，三七末1.5克(冲)，苍术、白芥子各15克，旋复花、胆南星、枳壳各10克，黄芪12克，生姜汁5滴(兑入)。此方也是董氏自拟方。
津液血液同属阴类，赖阳气之推动以布周身。在生理上，津液血液相互滋生，而病理上又相互影响。若血运凝涩则为瘀，津液煎熬则成痰。瘀血痹阻，有碍津液之输化，使痰浊愈难消散。痰之为物，随气机升降，无处不到，与瘀血相搏结，则更加痼结难消。心病因于痰瘀者，于临床上并非少见。单用活血化瘀或宣痹祛痰，其效不显。鉴于此，董氏立此方以痰瘀兼顾。方中苍术燥湿祛痰，《本草正义》谓其：“气味雄厚，……能彻上彻下，燥湿而宣化痰饮。”《本草纲目》曰：“治湿痰留饮，或挟瘀血或窠囊。”故苍术为治痰瘀互结之要药。白芥子辛散利气，善去胸膈经络之痰。旋复花软坚消痰，《本草经疏》谓其“消胸中痰结，……心胁痰水。”胆南星消痰利胸。生姜汁豁痰，破血调中。枳壳除胸胁痰癖，与诸活血之药同用，则痰消瘀散，再伍以益气之黄芪运血而布津液，乃是从本图治。
此外，他用小青龙汤治疗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治疗效果。1964年和1965年，他先后发表了《中医中药对冠心病的治疗和观察》，《小青龙汤对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的临床治疗和观察》两篇论文，对推动中医中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董氏运用中医理论对心脏病的研究和施治代有薪传。当代中医名家阮士怡，对冠心病、心绞痛的研究，从“651丸”的益气养阴通脉法发展为“益肾健脾涤痰散结”，并提出“益气健脾涤痰复脉法以治心律失常”，“软坚涤痰强心法以治慢性心衰”等，均取得了可喜成果。使中医治疗冠心病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经验和理论。这也是董氏所播之种而结之其果。
除此之外，董氏对于内、妇、儿等诸科疾病，也极为擅长，并写出了很多论文。1963年，其与他人合作，在《天津医药杂志》第11期发表的论文《应用辨证论治，治疗慢性肾炎、肾功能衰竭的临床观察》对中医中药治疗肾炎、尿毒症、肾功能衰竭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受到了好评，同时对后学产生了启迪作用。
仁术济世 惠泽四方
董氏的造诣常体现在处方用药严谨精炼，方药多则八、九味，少则五、六味，于危笃险逆，每应手而起，获桴鼓之效。1965年，董氏随专家医疗队下乡，当时队伍中有朱宪彝(天津医学院院长)，吴廷椿(天津市口腔医院院长)，柯应夔(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院长)等西医专家。时遇一男性患者染脓毒败血症，高烧持续不退。经西医西药治疗无效，不得已邀董晓初诊治。其时农材中药资源匮乏，中医用于急性热病的拿手“三宝”(即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散)无货，犀角、羚羊角等清心凉血之品，更是无处寻觅。队中诸医深感棘手，都谓病情险恶，恐九死一生。董氏接诊后，细观病情，书方：龙胆草、紫草、生石膏、大黄、银花等，平淡无奇，诸医观之，颇疑其效。董氏说：“兵不在多而在精，药不在众而贵在对症。没有精细药料(指“三宝”、犀角、羚羊角等)也要治病。况且乡民贫穷，精细药也买不起，方药廉，颇符民情。”果然如董氏言，患者服此方药数剂，即告痊愈。在河北省巡回医疗时，遇一孕妇胎死腹中，患者病势十分危急，若不将死胎速下，则母体难保；若施手术，又需将患妇抬至十几里外的县医院，只有立即就地诊治方可保住孕妇性命。董氏闻讯，亲临乡保健所，亲自配药，仅有五、六味，两煎后立即服下，四小时后，死胎下，母体得安。董氏的精湛医术在当地传为佳话。
董氏不仅是良医，亦乃急公好义之人，为人慷慨，怜惜贫穷，每遇危厄贫困，必施诊赠方，解囊相助，其医德轶事，至今为人们所称颂。
1943年孟冬，一河南老者来津探亲，但亲戚已迁居他处，查无下落，不得已暂居客栈。然而身文无几，欲回河南不能，心急如焚，焦虑忧愁，遂心痛如锥，求治于董晓初，董氏对其甚为同情，诊病后不仅却其酬，还赠老者四十元钱作回家之盘缠，老者千恩万谢欣然而去。1948年夏，一病者家属邀董氏出诊，至患者家，方视其家徒四壁，破烂不堪。患者为一男性，卧于床榻，四子一女骨瘦嶙峋，询而方知其为失业工人。病家知董晓初是名医，诊费一定不菲，但无奈之中，也只好投医于董氏，且知董氏急公好义，对贫苦患者尤为怜悯。故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寻医到董氏门下，谁知董氏怜其贫，不仅免去诊费，还解囊令其购药，遂使患者病情好转并痊愈，全家感恩不尽。似这等事例数不胜数。1957年春，一男性老者，由通辽来津，到中医医院求诊于董晓初，诊毕后一小时，董氏仍见老者持方徘徊于走廊间，上前询问其因，方知老者囊中无几，若付药费则无盘资，难回故里，遂慷慨解囊，济三十元使其回归通辽。类似怜贫扶弱、帮助同道之事，难以计数。董氏成名后，常有故里乡亲来津看望，名为关心，实为索取。董氏不忘乡情，均一一接济。故其行医近五十年，虽收入丰厚，却家无余资。
董晓初一生广植桃李，其中多数人成为著名的专家。他们中有边天羽(已故，生前任天津市长征医院院长，是“西学中”成功并有建树者)、周大业(天津市职工医院院长)、马连珍(天津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陈志敏(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主任医师)、周约伯(天津市黄河医院主任医师)、师绣章(曾任天津传染病医院院长，也是“西学中”的成功者)等。
董氏育有五男五女，五男从“建”字取名，分别为仁、义、礼、智、信；五女从“悦”字取名，分别为琴、莲、英、秋、华。子女中唯有建仁承其父业，并有建树，而且再传其子其孙。建仁独子单传无女。其子董伟，涉外中医师，以其实际的工作弘扬祖国医学，并使之走向国外。其孙董可凡，1999级天津中医学院大本生，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品学兼优，连任四届班长并任校学生会常务副主席，他立志继承曾祖衣钵，致力中医事业。
建仁1933年出生，自幼在其父熏陶下喜爱岐黄之术，并立志悬壶。1952年，时19岁，开始在兆丰联合诊所学医，转年考取了卫生部颁发的中医师资格证书。此时边应诊边在天津中医进修学校(当时天津中医学院还未成立)进修。1955年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市传染病医院和天津市中医医院从事临床和科研。他是天津首位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组领导成员，至今仍担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常务理事、天津中医药管理局顾问等职。
董建仁全面继承了“董氏医学”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胃八法”。他认为，胃病同其他病症一样，均有外感内伤、寒热虚实之别。而又以虚、实、滞为主要病机，三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使脾胃病虚实夹杂、寒热互现，病情反复发作。“治胃八法”即：甘寒养阴法，温胃散寒法，健脾养胃法，清食和胃法，芳香醒胃法，疏肝安胃法，通络化瘀法，清热凉血法。“八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法中有法，知常达变。
董建仁认为，脾胃乃人体的后天之本，必须注意养护，脾胃一伤，百病丛生。
除脾胃病外，内科其他杂症及妇科病也是董建仁之所擅长，许多疑难病症在他手中常有回春之妙。
董建仁1980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曾任该党天津市委员会委员、常委，并曾任第八届市政协委员和第九届常委。他还是天津市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董晓初所创立的“董氏医学”在他这里获得了发扬光大并在继续传承着。
(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