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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易同源于什么？
金栋按：“医易同源”一词，首见于明·张介宾《类经附翼·卷一·医易义》，说：“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源)者，同此变化也。”
据张氏所说“医易同源”，应是二者同源于《内经》时代“阴阳变化”之说。此所说之“医”，指《内经》之医；所说之“易”，则指《周易》。然以今本《周易》(分经、传)而言“阴阳”者，《周易古经》无阴阳连用之词而《易传》大倡之，是《易传》大讲阴阳、以阴阳说阐释《经》旨。故所说之“易”，既非指成书于西周时《周易古经》，亦非汉代以后之“易”学，当指战国秦汉间(据《帛书易传》，今本《易传》当定型成书于西汉宣、元之时)《易传》之“阴阳”说。而《易传》之“阴阳”说，乃孔门后儒吸收了战国秦汉时期道家及阴阳家之天道“阴阳”观而成，是《易传》作者借《古经》之壳，用阴阳说阐释发挥自己之义理。
即说《周易》之“传”——《易传》和《内经》有些微妙关系，是指由于它们成书或成编于大体相同的时代，在哲学思想方面有略同的渊源。这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和象数之说等，曾经被两家采用。只是《易传》主要采用了阴阳学说和象数之说，《内经》则阴阳、五行学说并重，并且把二者合流。象数之说，在《内经》中运用很少。此并不意味着“医源于易”，更不意味着中医学是《易》学的一个分支！(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即二者之间却无直接的启承、承继关系。《易》只不过是阴阳说的一个载体而已，《内经》理论体系与《易经》无关！
或有认为二者同源于“五行”说。殊不知，《易》只讲八卦、六十四卦，不讲五行。《易》讲五行，确切地说以五行阐释发挥推演《古经》蕴旨，乃汉代“易”学之卦气说，首见于西汉元帝时京房《京氏易传》。
五行说是汉代之思想律，先秦阴阳家的学术思想，至汉则被汉儒五行化了，五行说亦即阴阳五行说，且是汉代官家统治哲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及至秦汉，阴阳家之言，几完全混入儒家。西汉经师，皆采阴阳家之言以说经。所谓今文家之经学，此其特色也。”又说：“欲明西汉人之思想，须先略知阴阳家之学说。欲略知阴阳家之学说，须先略明阴阳家思想中之宇宙间架。阴阳家以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数目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间架。又以阴阳流行于其间，使此间架活动变化，而生万物。……此时之时代精神，此时人之思想，董仲舒可充分代表之。”作为汉代官家统治哲学，源于西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见《春秋繁露》，其《贤良对策》见《汉书·董仲舒传》。《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而大倡五行说，后其说大显。而董氏治学非治《易》者，乃治《公羊春秋》，倡“天人感应”之神学天道宇宙观，说《春秋》之灾异等。此时《易》之八卦必须迁就五行了。京房以《说卦传》上的八卦——以乾、兑合为金，坤、艮合为土，震、巽合为木，再加上坎离(水火)，也只算是五个了，完成了这个相配。
读《内经》则会发现，阴阳五行说为其核心理论，天人相应观为其哲学指导思想，此等明显受董氏“天道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说”理论体系之影响。而董仲舒是儒家，不是治《易》者。说医易同源于“五行”说，应是《内经》与汉代“易”学同源于《内经》时代之“五行”说。京氏《易》学以五行八卦(宫)卦气说，阐释发挥推演《古经》蕴旨，其后《易纬》吸收之并加以神话推演，从而走向了迷信谶纬术数之学。而《内经》以五行生克说推演人体之生理与病理，临床是否如此，则全然不顾，故亦屡遭诟病！
或说医易同源于“巫”。因毉者从巫而《易》乃卜筮，故有同源之说。“如果此话指一切科学和术数，在人类文明早起，都以鬼神迷信的形式出现，它的意思是对的。比如我国的甲骨文，都是关于占卜的记载。不过，‘医易同源’不是说医学应该再回到甲骨文时代去，而是为了强调‘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显然，即便承认医学和易学在思想渊源上有一定的关系，也不能由此得出‘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的结论。何况，说‘医易同源’，也就同时承认了‘医易异流’。摆脱了鬼神迷信和术数的医学，不应该再回头和迷信、术数靠拢，更不可能再借助它们求发展。总之，这个问题本来很容易说清，却因为不少人受到张景岳的误导，几乎成为流行的常识。……但是，医学和易学研究的对象基本上不同，想解决的问题不同，研究和实施的方法尤其不同，所以，对医学家来说，研究《周易》主要是探求中医基本理论中有什么思想和‘易’是同源的，或者说它们有什么共同的思想文化背景。这显然主要是医学史家和研究早期经典的人需要的。”(赵洪钧《内经时代》)
说张景岳误导，指“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经查孙氏原著并未有之，实乃张氏妄改。
金栋按：“医易同源”一词，首见于明·张介宾《类经附翼·卷一·医易义》，说：“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源)者，同此变化也。”
据张氏所说“医易同源”，应是二者同源于《内经》时代“阴阳变化”之说。此所说之“医”，指《内经》之医；所说之“易”，则指《周易》。然以今本《周易》(分经、传)而言“阴阳”者，《周易古经》无阴阳连用之词而《易传》大倡之，是《易传》大讲阴阳、以阴阳说阐释《经》旨。故所说之“易”，既非指成书于西周时《周易古经》，亦非汉代以后之“易”学，当指战国秦汉间(据《帛书易传》，今本《易传》当定型成书于西汉宣、元之时)《易传》之“阴阳”说。而《易传》之“阴阳”说，乃孔门后儒吸收了战国秦汉时期道家及阴阳家之天道“阴阳”观而成，是《易传》作者借《古经》之壳，用阴阳说阐释发挥自己之义理。
即说《周易》之“传”——《易传》和《内经》有些微妙关系，是指由于它们成书或成编于大体相同的时代，在哲学思想方面有略同的渊源。这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和象数之说等，曾经被两家采用。只是《易传》主要采用了阴阳学说和象数之说，《内经》则阴阳、五行学说并重，并且把二者合流。象数之说，在《内经》中运用很少。此并不意味着“医源于易”，更不意味着中医学是《易》学的一个分支！(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即二者之间却无直接的启承、承继关系。《易》只不过是阴阳说的一个载体而已，《内经》理论体系与《易经》无关！
或有认为二者同源于“五行”说。殊不知，《易》只讲八卦、六十四卦，不讲五行。《易》讲五行，确切地说以五行阐释发挥推演《古经》蕴旨，乃汉代“易”学之卦气说，首见于西汉元帝时京房《京氏易传》。
五行说是汉代之思想律，先秦阴阳家的学术思想，至汉则被汉儒五行化了，五行说亦即阴阳五行说，且是汉代官家统治哲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及至秦汉，阴阳家之言，几完全混入儒家。西汉经师，皆采阴阳家之言以说经。所谓今文家之经学，此其特色也。”又说：“欲明西汉人之思想，须先略知阴阳家之学说。欲略知阴阳家之学说，须先略明阴阳家思想中之宇宙间架。阴阳家以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数目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间架。又以阴阳流行于其间，使此间架活动变化，而生万物。……此时之时代精神，此时人之思想，董仲舒可充分代表之。”作为汉代官家统治哲学，源于西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见《春秋繁露》，其《贤良对策》见《汉书·董仲舒传》。《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而大倡五行说，后其说大显。而董氏治学非治《易》者，乃治《公羊春秋》，倡“天人感应”之神学天道宇宙观，说《春秋》之灾异等。此时《易》之八卦必须迁就五行了。京房以《说卦传》上的八卦——以乾、兑合为金，坤、艮合为土，震、巽合为木，再加上坎离(水火)，也只算是五个了，完成了这个相配。
读《内经》则会发现，阴阳五行说为其核心理论，天人相应观为其哲学指导思想，此等明显受董氏“天道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说”理论体系之影响。而董仲舒是儒家，不是治《易》者。说医易同源于“五行”说，应是《内经》与汉代“易”学同源于《内经》时代之“五行”说。京氏《易》学以五行八卦(宫)卦气说，阐释发挥推演《古经》蕴旨，其后《易纬》吸收之并加以神话推演，从而走向了迷信谶纬术数之学。而《内经》以五行生克说推演人体之生理与病理，临床是否如此，则全然不顾，故亦屡遭诟病！
或说医易同源于“巫”。因毉者从巫而《易》乃卜筮，故有同源之说。“如果此话指一切科学和术数，在人类文明早起，都以鬼神迷信的形式出现，它的意思是对的。比如我国的甲骨文，都是关于占卜的记载。不过，‘医易同源’不是说医学应该再回到甲骨文时代去，而是为了强调‘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显然，即便承认医学和易学在思想渊源上有一定的关系，也不能由此得出‘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的结论。何况，说‘医易同源’，也就同时承认了‘医易异流’。摆脱了鬼神迷信和术数的医学，不应该再回头和迷信、术数靠拢，更不可能再借助它们求发展。总之，这个问题本来很容易说清，却因为不少人受到张景岳的误导，几乎成为流行的常识。……但是，医学和易学研究的对象基本上不同，想解决的问题不同，研究和实施的方法尤其不同，所以，对医学家来说，研究《周易》主要是探求中医基本理论中有什么思想和‘易’是同源的，或者说它们有什么共同的思想文化背景。这显然主要是医学史家和研究早期经典的人需要的。”(赵洪钧《内经时代》)
说张景岳误导，指“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经查孙氏原著并未有之，实乃张氏妄改。
